在书房。
在上海朋友家写对联。
题记
最近许多人提到台湾作家张大春都很激动。还有媒体近似狂欢地报道，张大春来啦！传说中的张大春就这样坐实了他神奇的面目。
我对张大春的了解，是从两年前读一本小书《春灯公子》（印刻出版）开始的。那时，只管读得痛快，全然未去想他小说叙事的苦心，更不晓得那一番出口成章、张口便来的快意，是他每天下午在电台给人说书练就的。后来，又陆续看了他的《四喜忧国》、《小说稗类》，如今的《聆听父亲》，直到近日在上海见到张大春本人，我才觉得要用一种身份去概括眼前这个人是难的。
眼前的张大春不修边幅，牛仔裤、灰衬衫。头发微微卷曲，甚至有些零乱，架在脸上的眼镜旧得连镜架都褪了色。这个有着优秀的小说创作功力、深厚的史家眼光的人，写下过《鸡翎图》、《大说谎家》、《欢喜贼》、《城邦暴力团》、《战夏阳》、《将军碑》等，却声言要放弃一个“随时随地拥有著作权身份”的小说家角色。如果一定要用小说去界定他，他愿意被人称为小说的工匠。
他写得一手好书法，却不矫情。到上海的这一夜，“大头春”在沪上老朋友的家里，泼墨挥毫，喝酒畅谈，直到凌晨三点散去，第二天照样出现在华东师大的讲台上，两小时的“我所继承的中国小说传统”演讲，谈古论今，如水之流。
能说，会说，用张大春的说法，这是“张家的德性”。年幼时，父亲抱他在膝盖上说“石头里蹦出一只猴子”；长大了，每天下午他上电台说书，随着惊堂木一拍，“说书人张大春，今天伺候您一段儿”，引来听者无数，已经拥有六七十万的固定听众。说父亲，他甘愿收起玩心，暴露弱点；说孩子，他马上快活地站起身来，手舞足蹈中，一段段和孩子们玩在一起、说在一起的画面仿佛就在眼前。
难得不在家里待着，儿子说：“爸爸不在，家里很安静。”
把小说“玩儿得转”
“东家听来西家播弄，夜里梦见醒时摆布，乡间传说市上兜售，城里风闻渡头捣鼓。”这句写在《春灯公子》封底的文字，道出了张大春的生命情趣。从《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我妹妹》，到《大说谎家》、《欢喜贼》、《城邦暴力团》、《聆听父亲》、《春灯公子》、《战夏阳》等，张大春一直在尝试不同的写作文本和写作方式。而张大春喜欢用“玩儿”来形容他的尝试。这后面至少隐藏了三层意思：作者对小说这种东西充满兴趣，所以写出来的东西不枯燥；作者在创作时自由发挥，不受条条框框的限制，所以写出来的东西新鲜、有创意；作者功力深厚，能把小说“玩儿得转”，所以写出来的东西有水平。张大春说过：“好的小说能够显示小说的自由，不能显示出小说这门艺术的自由的小说，大体而言，就是故事而已。”
在张大春专心写作的年代，台湾流行过魔幻现实，也流行过米兰·昆德拉，“我们叫昆腔和马派”，张大春说自己也曾经模仿他们写作。当时，张大春在报社工作，早上六点半到报社后，先看30多份报纸。然后挑出当天最能够被议论，或者是最能刺激读者耳目的新闻，他就把新闻大致的内容改写成小说情节，形成一天1100字左右的连载。“这个连载本身是一个小说，可是每天都会加入当天的新闻。这个形式当时写的时候，非常得意，我认为全世界不可能有第二个人会这样做。”年轻的时候，人总有着强烈的思考热情，喜欢把大部分激情都灌注在一些很终极性的问题上，企图就人生意义、人类命运、社会公平等等找出个答案。现在，张大春坦然地说，“过了这时段了”。他甚至“反对在这种大的问题、繁复的思辨问题上花太多的心思”，因为“我们能接受、能追寻客观知识的力量，是有限的。”在他另一本小说里，张大春写道，“人生没什么意思，也没什么道理。”“回想念研究所时，有三四年以上的时间，全部泡在西方语言学、美学、人类学结构主义上面，当时很热爱。后来回想，相当无聊，大白话能说的，统统‘学术’着说。”
让笔下人物返璞归真
有人说，张大春天生善于故弄玄虚。“乡野怪闻、魔幻后设、都会传奇，真真假假随手拈来，每能浑然成趣。”评论界称其为“天才”。张大春对天才的解释，是“能够耐得住超乎常人的辛苦锻炼”。“如果只看结果，是看不到什么叫天才的。就像我，撇开对自己的要求，每天写一篇6000字、8000字的小说，我现在就不费力，就跟吃蹦豆似的。”
写作所谓的“天分”，在于“不费力”。但“不费力”正是长期“费力”练出来的。张大春犹记得2000年到2003年写60万字的《城邦暴力集团》，当时还习惯手写的他，“800字一呼吸、2000字一呼应”地写完最后一个字，发现书桌旁，一摞稿纸的最底下一张，已经脆了。旁边无人，他笔一丢，桌子一拍，说：“此后再无难事。”
当技巧玩到极致时，张大春返璞归真了。《聆听父亲》就是这样一部转变的作品。阿城打了个比喻，“我觉得他原来勾拳比较多，这本小说却是直拳式的作品，它能够直接打到你的心脏。”这部后来被台湾作家朱天文称为“有着‘弱点’的书”，成了张大春的转折点。
不渲染，不经营细节，也尽量不去从事任何细致刁钻的功夫。张大春说，“写《聆听父亲》，我曾经对自己允诺：不能建立在任何一个我所不了解的事实的想象上。”他丢弃所有小说的盔甲，参透笔下人物，返璞归真。他说，“我希望能捕捉到对人事最起码的一点：人努力活过一世，恐怕最后就留下一个点在历史的长流中。所以写人生是越简单越明了，不加任何的想象、雕饰，甚至消灭了细节，就是所谓的‘一笔勾魂’。”张大春告诉记者，写这本书对他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提示，不是他要如何创造、经营，也不是要发明小说史上的某种技术，只是如何记述一种被记述的对象的技术。“这是我给自己的一项功课。”这是张大春《聆听父亲》里的一句话。“即使答案永不出现，我依然要换一个方式继续追问下去。”
如今，“忍住不写”，成为了笔耕不辍30载的张大春现阶段“最辛苦的锻炼”。“很想写，还要在脑海里转一转，那个很折磨我。写不是问题。会想，是不是有谁写过了，这个狄更斯写过了，那个马尔克斯也写过了。不认真去想的人，永远不会明白这种折磨。判断一个东西值不值得写，这个消耗远远大于写的消耗。”
文化通过家族背景传承
面对沪上媒体的那个下午，张大春照旧讲了几个钟头的故事。他的话匣子从国民党赢了台湾大选开始打开。说起这次祖国大陆之行，张大春显然感到了某种变化的讯息，“有一种开放，它不仅仅是我的书进来了，它带有另外某种讯息，是值得探究的。”
早在1988年，张大春第一次回到祖国大陆。“三月来，四月下旬回去台湾，这一段时间对我有启蒙意义，这是我第一次切实地从季节变化上，理解到个人突然面对的不同的世界。”“台湾四季如春，没有明显的季节更替。而北京一片白杨树的枯枝，40多天后离开时，杨树全部发了嫩芽。”张大春说，“我看着笔直的路，嫩绿的树叶，白色的树皮，眼泪突然就流下来了。”为什么落泪？“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是《诗经》上的句子，过去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可是季节分明的变化，如此亲近的一群家人，四十多天的熏染，把我感动了。”
所谓家族的熏染，大事不说，每举小事。张大春说，“到姑姑家，看到有四五本书要绑一下，姑姑总拿出一大卷塑胶绳，每一段长短不一样，是由每天买包子的绳攒的，每一根都绑在一块儿，接头的地方都被修剪过。我看着那一卷塑胶红绳就笑了，我娘也是这么干的。我姑姑说：这是咱们张家门的德性。”张大春从那卷塑胶绳中隐隐感觉到，在很细节的地方，生活可以联系在一起。
还有一次，大春和六大爷、五大爷三个人躺在旅馆里，大约十天，每天都谈家中往事。一年多后，六大爷寄来了七十页的《家史漫谈》。这件事情使张大春感觉到，文化通过一种家族背景传承下来有种温情在里面。张大春后来在自己主持的“NEWS98电台”节目中举办了一个“聆听家人”的征文活动，邀请宝岛听众书写自己家族的故事。张大春说：“这是一个抢救家族记忆的机制。”参与者之踊跃、引起回响之大，通过这次征文令张大春意外。很多尘封在人们内心的记忆复活，历史得以重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