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成都90后作家唐朝的新书《把梦还我》封面

    不久前的一次书业观察论坛上，三联书店前总编辑董秀玉在回顾过去10年国内人文出版状况时认为，这10年是一个“非正常发展期”，“整个文化产业陷入娱乐化的泥潭”。她同时反问：“我们不好说大崩溃就在前面，但每天都有700多种新书上架，我们生产出来的到底是书还是纸？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

    近年来，由于对中国文坛的激烈批评，德国汉学家顾彬已成为媒体关注的一个焦点，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每一次发言都要引起不小的震动。有评论家认为顾彬对当代文坛的批评只是“盲人摸象”，然而除了顾彬这番“盲人摸象”的言论，我们没有看到哪位国内评论家告诉我们大象究竟是什么样子。

    顾彬对国内作家最近的一次批评是关于作家写剧本。那些已经干起编剧行当的作家们对顾彬表示不满。他们紧紧抓住顾彬的一句“剧本不是文学”大做文章，并且将老舍、张爱玲、契诃夫甚至莎士比亚拿出来说事儿。

    显然，顾彬在这里所说的“剧本”实际所指是那些出于商业目的的剧本写作。那些对着媒体宣布“今年要赚一千万”的编剧们心里其实很清楚，他们为了商业目的所写下的那些剧本离文学有多远。

    其实，写作从来都是在严肃主题和商业目的之间摇摆的。诚然，今天所说的严肃主题，从形式上看已经脱离了过去我们习惯的宏大叙事，随着以解构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风气的浸淫，追求阅读的快感已成为一种写作潮流。然而，我们反观后现代主义产生的源头，就会发现在其诞生地的欧美文坛，后现代并没有被曲解为写作功用上的意义消解，而只是体现为表现手法的不同。

    2006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帕慕克就是最典型的一例。这是一部与我们习惯印象中的“名著”风格迥异的作品，“她尖叫道：‘哎呀，这条狗光着身子！’就晕死了过去。”如此夸张诙谐的句子，多少有些“大话”的味道。但不可否认的是，帕慕克对写作的追求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这种阅读快感上，他在任何一部作品中，都触及到一个严肃甚至沉重的主题。

    在叙述方式的轻松上，年轻的作家们走得更远。2006年上榜《时代》杂志年度全球最具影响力100人的唯一一位英国人是年轻女作家扎迪·史密斯，她上榜的理由是：“融睿智与影响于一体，她能透彻地感悟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

    一位年方“而立”的女作家，是否正能“透彻地感悟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扎迪用作品做了回答。被誉为天才作家的扎迪早在18岁时就完成了基本写作技巧训练，随后闭门长达两年，完成了处女作《白牙》。《白牙》用诙谐幽默的笔风讲述了一个关于英国移民的沉重话题，出版当年便入围了橙子小说奖和美国全国书评奖，并一举夺得了英联邦作家处女作奖等奖项。扎迪本人也因此成为“种族、年轻、女性”的代言人。2005年，扎迪的第三部长篇小说《论美》与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海边的卡夫卡》等作品一起入选了《纽约时报》评出的年度十佳图书。

    在德国，一批成长于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后的年轻作家，放弃了沉重的历史负担，拒绝宏大叙事，“融入欧洲潮流，衔接美洲时尚”，文风轻松，生活化、平民化成为这批年轻作家的重要特征。他们便是人们习惯上所称的德国“89后”。

    文风的诙谐轻松几乎已成为一种趋势。甚至有评论者认为，以前所谓严肃高端小说与纯粹愉悦读者的低俗小说之间的界线已经越来越模糊，二者的融合正在成为全世界小说家写作的潮流。

    文学的“泛娱乐化”已经势不可挡。无论是出于自觉还是不自觉，中国的年轻作家也正在经历这样的过程。然而更多的娱乐并非体现在文本上，而是作品之外的娱乐化操作。炒作、作秀、抄袭、口水仗……在作家、媒体、书商、出版社与读者的合力下，一切有利于一夜成名、一夜暴富的手段都被加诸于日趋市场化的文学。

    如今的年轻作家们，传统的脐带早已被剪断，上世纪80年代作家视为母乳的西方思潮对他们也已经丧失了影响力。所谓“全球化语境中的汉语写作问题”，曾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引起国内许多学者的高度关注。然而如今，随着我们自己的文学日趋市场化，我们都以为那些问题已经没有讨论的必要了，似乎市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所有的批评在面对市场的时候都是乏力的，严肃的批评慢慢在大众的嘲讽声中悄然退场。

    所谓文学的“泛娱乐化”，应该体现为一种写作风格上的转变，而不是在作品出版、发行等环节人为制造的娱乐化事件。(曹鸿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