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世独立 横而不流——壮年时代的傅雷

    抗战期间，为避免向日本宪兵行礼，傅雷“东不至黄浦江，北不至白渡桥”，把翻译作为抗战的特殊武器，先后翻译了英国罗素的《幸福之路》、法国杜哈曼的《文明》以及巴尔扎克的《亚尔培?萨伐龙》和《高老头》，重译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傅雷与裘柱常、顾飞、张菊生、叶玉甫等共同署名在沪举办《黄宾虹八秩诞辰书画展览会》，是黄宾虹的第一次个人画展。

    抗战胜利后，激情满怀的傅雷将视野从书斋转向了广阔的社会现实，积极投入到反饥饿、反压迫、反内战、反民主、争自由的斗争中，发表十多篇有关时局风云、民生疾苦和教育文艺等问题的政论、杂文，并联系筹建“民主促进会”。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昆明发生了镇压民主运动的大血案，傅雷将消息提供给《周报》，激起社会强烈的反应。一九四六年，上海警察局长兼警备司令宣铁吾下令实行“警管区制”，引起钱锺书、李健吾、傅雷、乔冠华等进步文人的笔伐。傅雷的《论警管区制》以严肃激烈的笔触，指出所谓“警管区”带有纳粹色彩的本质。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日，傅雷与裘复生、杨嘉仁共同发起为意大利音乐家、上海工部局交响乐队指挥、傅聪的钢琴业师梅百器，举办“追悼音乐会”。一九四八年秋，傅雷会同作曲家沈知白、提琴教授陈又新、业余钢琴家工程师裘复生等为亡友谭小麟组织“遗作保管委员会”。

意大利音乐家梅百器

    一九四七年二月，傅雷翻译斯诺和史各脱有关苏联问题的文章，编成《美苏关系检讨》出版，认为应该本着客观公正的立场来处理美苏关系，反对一边倒。这篇文章为后来傅雷陷入政治漩涡埋下了伏笔。

    一九四八年六月，傅雷受英国文化协会之托，翻译英国埃里克·牛顿的《英国绘画》一书。傅雷因患肺病，于一九四七、一九四八两年夏季在庐山牯岭疗养，带病翻译了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

1947年傅雷夫妇在庐山牯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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