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口述自传》：新版后记_读书频道

　《浩然口述自传》郑实采写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浩然口述自传》8年后再版，浩然先生却没能等到新书问世。谨以此篇为该书写的新版后记，献上我的怀念和哀思。作为采访作传者，我试图追述、理解浩然老师一生的甘苦，作为晚辈、朋友，我希望没有因此搅扰他晚年的安宁。愿他在天上能卸去一切是非荣辱，在纯净的世界里，享受他真正挚爱的书籍和写作。

一

口述自传，其实是传主心目中的自己，以及他希望为后人留下的形象。从中可以了解一个人的性情和胸襟。尽管由于各种原因，人们对浩然有不同的认识，但在这本口述自传中，贯穿如一的主线，也是浩然本人最为珍视的，是他在一生的各种境遇下对读书和写作的渴望。从孩提时代，到垂垂老矣，那些使回忆变得温暖的画面可以连缀成一部鲜活的传记片：

在北方贫困的小山村和姐姐辛苦挣扎了一年，终于能攒钱买上三斤猪肉过个大年。但浩然却经不住诱惑，从集市上抱回一堆旧书。走到村口，看到脸蛋冻得通红，眼巴巴盼着他割肉回来的姐姐，他才从第一次拥有书籍的欢乐中清醒过来，认识到自己做了一件“蠢事”。

第三个孩子降生时，他每天下班首先要做的是，帮妻子做饭、喂孩子、收拾碗筷，给孩子们洗脸洗脚……一通忙乱喧闹之后，一家大大小小进入梦乡，属于他自己的生活才开始。未满周岁的老二爱尿床，他趴着写小说，写一段，便要给孩子把尿。有时写得太入神竟给忘了。结果只能把孩子挪到干的地方，自己睡在尿湿的被褥上……

经受过贫困，就能体会过年盼望吃上肉的感觉，何况浩然那时还只是个14岁的贫苦孤儿。夜里照顾过幼儿，就能理解孩子半夜尿床又无法更换被褥的懊恼。渴求精神生活，更能从中读出一个不甘平庸寂寞的人对书籍和写作的热望。文学，始终是浩然的安慰和梦想。有热爱才有深切的幸福。这种幸福感从文字中飘溢出来，带着朴素而诱人的热度和芳香。“我太爱这个事业了，爱得发昏，爱得成癖，爱了足足一生。”

但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一直在城市。对浩然这样热爱写作的农村青年来说，被城市文化接纳才意味着“功成名就”，也才有自由写作的机会。而他对城市文明却永远是不接受也不能融入的。他必须回到农村才会有创作的愿望和灵感。对于他个人而言，幸运的是，在那样一个时代，这种城市中心的格局一下子、但也是暂时被政治需要打破了。所以在一段时期内，城市接受了浩然和他所代表的乡土文化。但是，很快又把它们推向了边缘。正是这种城市与乡村由来已久的隔膜，加上复杂的政治因素，使人们对浩然和他的作品评价不一。

二

七年前采访时，浩然这个名字对我是个承载所谓“历史”的符号。受当时氛围的影响，我关注的是通过一个个体的经历撩拨开中国历史沉重的帷幕。但是当它突然逼真地呈现出哪怕仅仅一小角时，我才发现我们其实一直身在其中，是无可逃避的它的一部分。而空泛的叙事和貌似恢弘的视角往往离历史和人更远。当年那些争论也许有些意义，但今天想来其实是颇幼稚的。比较而言，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浩然要更有意味。

从自述中可以看出，在命运面前，浩然从来不是强者。他一生对三个人感念不忘：黎明、萧也牧、巴人。他们都是在浩然弱小无助的时候，给予了他无私的帮助、关怀和温暖。但是，这三位善良人的命运却都相当凄惨，留下的全是痛苦的回忆。年轻的革命干部黎明，正直、热情，对理想一片赤诚，却转瞬间惨死在“贫农团”的乱镐之下。没有黎明主持公道，成了孤儿的浩然和姐姐，就会被忘恩负义的舅舅扫地出门，从此挨饿受冻乞讨流浪。当浩然听老乡冷酷地谈到黎明的死，“头好似被猛击了一棒，天昏地暗”，但他却只能转过身，让“泪水无声地扑簌簌落下”。

头脑敏锐的青年作家萧也牧，很快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虽然他后来埋头于发现培养新人的出版编辑工作，终不能逃脱暴风骤雨，“经受了百般折磨之后，”郁郁而终。他不仅在写作上对刚刚蹒跚起步的浩然耐心引导，更让浩然刻骨铭心的是——政治运动的恐怖高压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异常扭曲，但萧也牧在知道自己已经大难临头时，还冒着风险，把可能引来灾难的稿子悄悄退给浩然。望着萧也牧“那高大枯瘦的身影，很快消失在胡同口”，年轻的浩然又惊又怕，庆幸自己由此躲过了“反右”。

巴人身为出版社总编，主动为一个年轻无名、不曾谋面的作者当责编，并热情鼓励和推荐。更重要的是，这本书的出版使浩然免于被当作“编余”人员，发配远方。浩然对巴人的感激之情可以想象。同样可以想象的是巴人的命运。浩然知道巴人落难，想去见他又不敢贸然探望，便在巴人家门前“故意跳下车子，推着慢慢走，幻想能够赶巧碰到巴人”。但是最终“油漆剥落的小门，令人可怖可悲地贴上了封条”。

本性善良而质朴的人们，屡陷于悲惨境地，像重复的恶梦，一次次在浩然生活中重现。凶险、灾难和极端贫困始终萦绕不去，在严酷中如何挣扎为生，几乎贯穿了那一代人的一生。即使在让浩然毁誉不一的六七十年代，依然弥漫着凄凉。

三

七年前，浩然先生接受我的采访，继而同意将记录整理成口述自传出版，并不是因为他认可我有这个能力和资质，也不是因为我对了解他这一生有浓厚的兴趣。那时“口述”在中国有兴起的苗头，李辉、陈徒手、丁东、邢小群、谢泳等前辈先后对一些重要的历史当事人进行采访。在保存、还原、反思历史的理念下，开始陆续出版他们的成果。这些第一手材料公之于众，激起的好奇、争论和困惑迅速扩大。我当时正是吸纳而渴望有所贡献的年纪，很快对“口述”着迷。

当时浩然先生正被争论围困。他原本计划写的第四部回忆录，因为两次突然的脑血栓发作，只能放弃。因而对指责他的一方所说的缺乏依据的事实，也无从反驳。“口述派”理论最重要的观点是注重事实挖掘史料。以此为出发点，我开始去河北省三河市对疾病缠身的浩然先生进行采访。

其实，我并不是为他采传的最佳人选。和很多关注争论的人一样，我当时甚至不知道浩然的本名。第一次听大家称呼他“梁老师”，完全不知所云，更不要说对传主和相关的历史背景有基本了解。加之脑血栓的后遗症严重影响了浩然的语言表达，我们的对话常常搁置不前，无法深入。但仗着有过五年当记者的采访经验，加上年轻无知无畏，最终把这本自传弄出来了。

记者的文字，本来最大的问题就是流于浮泛。很多记者、甚至文学创作出身的人作传，可能热闹好读，但从严格的传记角度，缺陷很多。虽然我当时心气很高，甚至对在中国读者中颇流行的欧文·斯通、茨威格、罗曼·罗兰等的传记作品都存腹诽。等真到自己实干时，却眼高手低，难抵功利之心，采访不够扎实，成书过于仓促。只能说，把浩然的一生讲述了个大概，有针对地回答了一些当时争论涉及的话题。因而模糊空泛之处甚多，对值得深入的问题没有仔细切入，今天回想，颇感遗憾。

而对浩然先生来讲，接受我帮他立传，恐也有无奈之处。我这样一个虽然热切执着，但不知人生轻重、没经过残酷的风雨、甚至没到过中国农村的晚辈，对他到底能理解多少，是很值得怀疑的。而且对一个身体和精神状况都欠佳的老人，我常在一些他其实并不愿多谈及的问题上反复询问纠缠，实在是面目可憎，想来惭愧。而为人宽和的梁先生却从无怒色、没有一句怨言。每次我去他都热心招待，走时都颤巍巍起身相送。记得有一次冬天，很冷，我和几个记者一起搭车去三河。梁先生知道我们傍晚会到，下午就把楼上客厅的暖气早早打开。而我知道，梁先生家是非常节省的，当时连卧室在内的其他屋子都没开暖气。

四

由于和丈夫傅光明一起做“老舍之死”的追踪采访与研究，我们陆续采访了一些事件的当事人。他们和浩然的回忆，在一些重要的细节上存在差异。

由于浩然不久之后病势严重，住进医院，不可能再论及此事，往昔的种种也就此无法进一步深查。这其实也符合历史的本然。动荡险峻也好，神秘复杂也好，面对历史，人如同巨大无情的磨盘里的一颗麦粒一样，渺小脆弱。努力活出自己的光彩，无论显得多么微弱，总能得到些许充实和幸福的瞬间。这也是我们读浩然自传，综观他人一生，给我们的启示和慰藉吧。（郑实）

本文摘自《浩然口述自传》（郑实采写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