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FFEN-SS，八个字母，一个连字符，翻译成中文，就是纳粹党卫军。在百度的历史词条中，它被解释为“德国纳粹党的法西斯特务组织和军事组织。1925年4月成立。1946年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宣判为犯罪组织”。2006年，德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将它与自己连在了一起。他在一本《剥洋葱》的回忆录中，首次披露他曾经参加纳粹党卫军的经历，一下子使“整个共和国炸了锅”。时隔两年，这部引起风波的书，由江苏译林出版社引进出版，十一章的篇幅、近四百页的文字，让我们走入格拉斯的回忆，也试图理解一个从二战中走过的德国作家的耻与愧。

    一次努力逼近真相的努力，这样的文字反复被我们撞见：纵使“剥洋葱时眼睛开始流泪，看得清楚时可以辨认的东西变得模糊起来。”但“我的琥珀把东西保存得更清楚，能认得出里面的包体”。回忆在格拉斯看来就是一层层地剥洋葱，而我们在其中看到的，除却忏悔，还有格拉斯的成长岁月。一些属于格拉斯的文学暗码，通向他的一部部作品。

    迟到了60年后的讲述：属于格拉斯的“债和责”

    出生于1927年，《剥洋葱》的回忆选择从12岁开始。格拉斯的12岁正好对应着1939年，对世界历史、对格拉斯本人，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时间节点。这一年，有“波兰走廊”之称的但泽发生了战争，而格拉斯的母亲就是生于但泽的波兰人，他的表舅则死于波兰邮局保卫战中。这一年，二战开始，格拉斯的童年结束，这个德国少年的战时命运就此展开：14岁，他被四处弥漫的德军战报包围，和同学谈论着战争；16岁，他参加希特勒青年团义务活动，接受空防助手训练；17岁，征兵入伍，成为弗伦茨贝格坦克师一名士兵，军装领子上有两个ＳＳ（党卫军标记）。当时的他把它理解为“一支精锐部队”。“要堵截突破我方战线的敌军，要撕开德米扬斯克等地的包围圈，要重新夺回查尔科夫，都得由党卫军上去冲锋陷阵。”虽然经受了军事训练，但战场上的他似乎无所作为——剥开的洋葱记忆中竟是在林中奔逃、在中弹中恐惧。之后住院，之后被转至美军战俘营。也是在战俘营，他首次看到有关纳粹集中营的黑白照片，慢慢理解，“自己是在不想知道的情形下参与了犯罪，而且这种罪行不会随着时间而减轻。它不会失去时效，我依然负有罪责。”

    闪避与直视，是《剥洋葱》中反复交织不断冲突的回忆主题。它们就如两把小提琴，在固执地对话，“洋葱”成为前一个的意象代名词，它一方面意识到，“只有去剥皮，才能吐真言”，另一方面，又试图为自己辩白：“你又没什么责任，你当时只是个孩子。”闪避，还有另一层含义，格拉斯在代德国人思考：我只是因自己，还是因世道而遭罪？要特别忍受那个或大写或小写叫做“德国集体罪责”的痛苦吗？

    最终，格拉斯显示了说出真相的决绝，他使用了“琥珀”这个意象。琥珀的透明包体中封存着过去，格拉斯说：“只有对它长时间观察，才能看出一切的蛛丝马迹。”为什么要如此执著，因为，它们都关系到两个词的区别：债务的“债”和罪责的“责”。格拉斯说：“债，不难对付，而责，无论是证实了的，掩盖着的还是仅仅出于猜想的罪责，都清楚不了。”总之，“战后我心中始终羞愧难当，对少不更事时引以为豪的事情避而不谈，保持沉默。但是，负担依然还在，谁也无法减轻。”

    60年后说出真相，有人因为格拉斯的洋葱片辣痛了眼睛，也有人仍然心存怀疑：格拉斯的忏悔，是不是在为自己“刷油漆”？波兰前总统瓦文萨曾愤怒地要求格拉斯退还诺贝尔文学奖和格但斯克荣誉市民称号，但也有一些国内外同行坚定地站在他这一边，美国作家约翰·欧文就曾写道：“在我眼里，格拉斯一直是英雄，既是作家英雄，也是道德方面的英雄。无论是作为作家，还是作为德国公民，他所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精神，乃是人们学习的榜样。”

    一位中国作家的书评文章更能代表这部回忆录在中国所引发的内心波澜：“我们每人心里也有一杆秤，德国的历史和我们的历史、格拉斯和我们，便有着无法分割的相关性和相似的切肤之痛……记忆与遗忘，忏悔和推诿，是我们共同的话题。”格拉斯的回忆来的晚吗？这篇书评最后说：“哪怕是在78岁垂垂老矣的时候还能够唤回记忆，都不那么容易”，因为，“那是一种能力。”

    1 成长中的“三种饥饿”

    一向被理解为“时代的良心”、“时代的见证人”，又如此迟缓地说出真相，可以理解格拉斯的这份“最后的文学供词”带给读者的惊愕。但就一本书，我们应该平心静气地说，这些纷扰与质疑多少遮住了洋葱更丰富的肌理。大时代命运的拨弄与“耻与罪”的辨析，在这本书中本来就同时存在。我们甚至能感受到，像书中的他一直费心寻找《铁皮鼓》的第一个句子一样，他一生可能都在寻找说出这个真相的方式。他担心的或许不只是“纳粹党卫军”这五个字扔下的重弹会给他带来什么，而是那些闪避与直视中透出的思考，也一并灰飞烟灭。所以，当格拉斯选择了琥珀这一透明意象作为他的回忆姿态时，我们也应该把这本书作为琥珀去凝视。这样，我们至少能在剥裂的碎片中嗅到其它闪光的东西：属于青春的迷茫与骚动，恐惧与颤栗。那是一个作家的成长印迹，用格拉斯自己的文字概括，它们就是青春岁月的三种饥饿，分别指向：食物、性、艺术。

    艺术的饥饿，嵌进生命的一寸一分，它们幻化成画面，一开始是那个醉心于画片的十二岁孩子，接着是在坦克师对着长官诉说艺术梦想的十七岁少年，然后是从美军俘虏营中获释后在雕塑与绘画中寻寻觅觅的青年。被定为艺术之梦的第三种饥饿如此强大而富于魅惑，以至于作者将它直接写成了本书的第七章，而性与食物的饥饿，时隐时现地出没于各章，成为青春奏鸣曲中不可或缺的音符，共同诉说着属于青春的欲望与贪恋、追寻与受挫。这是格拉斯这本传记中最传神的一笔，尤其是在战俘营听烹饪课，那些关于饥饿的描述，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几乎可以看出，未来格拉斯的政治立场、文学活动与艺术观念，都与这三种饥饿不无关联。

    2 格拉斯作品的文学现场

    洋葱头一旦开始回忆，格拉斯作品中的文学现场就开始向读者敞开。最熟悉的莫过于：“这时，忽然有一个男孩，约莫三岁上下，我那位目光炯炯的电影女友的姐姐的儿子，挎着一面儿童鼓，走进了烟雾缭绕的客厅，用木槌朝圆铁皮上用力敲击。”——即使没有看过小说《铁皮鼓》，施隆多夫的同名电影中，这也是最令人记忆深刻的一幕。它出现在战后作者的生活回忆中，最后成就一个永恒的文学形象：三岁的奥斯卡，以摔下的方式抗拒了长大，始终以无法参透的目光，看待并经历战争中荒诞的一切。

    不用读者去比对，格拉斯在这本书中会一次次自我招认，自己笔下的那些场景与灵感，和生活是怎样的关联。

    第三章中，那个声称“这事儿咱不干”，虽然参加青年义务军劳动但拒绝持枪操练的青年，直接成了中篇小说《猫与鼠》中的模特儿。

    从美军战俘营获得自由后，曾经工作过的矿山，铺陈了《狗年月》的场景。

    电影《铁皮鼓》中经典的开头——一个逃兵钻到了一个女人的裙子下的情景，来源于一个舞台剧剧本的演化。

    在对患癌症逝世的母亲的回忆中，在数次搬迁与重访故乡的旅行中，在三台打字机轮番吐出的诗句中，你甚至能看到《铁皮鼓》的渐渐生成，格拉斯不断说：我在寻找开头的那个句子。

    虽然对格拉斯的忠实读者与苛刻的批评家而言，这些都不是秘密，且早已经在他以前的书中出现。但是，无论如何，重温那些文学现场，并由作家亲自启开从现实到虚构的通道，仍然是这本书中亲切而有趣的阅读经验。孙小宁F107

    “只有目前，当我垂垂老矣，我才找到恰当的形式，在一个更广泛的背景下谈论这件事。”

    ——君特·格拉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