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今朝风日好》出版,在香港半山家中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借着董桥新书《今朝风日好》出版的机会,走进董桥在香港半山麦当劳道的家,仅个把钟头,却着实理解了风雅。他笑着指墙上挂的中国画,细看竟是出自张大千、傅抱石、徐悲鸿。他说自己早年才花了几万元买到。墙上的徐悲鸿小画,是徐悲鸿送给曾跟自己要好的女学生的。董桥津津有味地讲背后的趣事。几案上粗朴的笔筒、小件摆设,问来竟是明清的文玩。董桥说自己的人生不可复制,只此一家。我们且来细细品鉴。

《今朝风日好》
与董桥聊书聊人生:
“我是没得救的‘小资产阶级’”
“我就爱玩这些东西”
广州日报记者:《今朝风日好》装帧很精美,是您自己设计的吗?
董桥:是我的想法。香港的版本是绿色皮面的,内地是棕色,里面也多了一张藏书票。
1899年,Alfred
Ainger编印的十二册《兰姆生平与写作》第二册的封面皮画,董桥收藏。
广州日报记者:这张藏书票很有趣。一个老绅士坐在书房里看书。画面下面写着“董桥英伦访书偶得”。能讲讲它的来历吗?
董桥:其实是1899年到1900年,Alfred Ainger编印的十二册《兰姆生平与写作》(The Life and Works of
Charles Lamb),其中第二册的封面皮画(董桥起身进书房,小心翼翼拿出原书。红色皮面,彩绘老绅士图样印在书的皮质封面上)。
你瞧,我当时在英国看了着实喜欢。去年才买的。
广州日报记者:早听说您喜欢藏书,花费不少吧?这本要花多少钱?
董桥:确实。这本太贵了,不能告诉你价钱。一般版本的书,我一般看完就送人,不会收藏,也没什么收藏价值。会留一些精致的。首先是我喜欢的作者,然后看装帧,还要看是哪位插画家画的插图。书看来看去都是一些老作家。我这人就是这样,没得救了。(笑)
广州日报记者:我看书里很多文章讲的都是您的英文书、文玩收藏。
董桥:是啊。我就爱玩这些东西。是没得救的“小资产阶级”。没事还弹钢琴、画画。如今画画得少了,还会弹弹爵士乐。是医生建议的,说是经常活动手指,对心血管有好处。
过去种种都是梦。今后只求两个字:平安。——董桥
广州日报记者:您的藏书大都是从英国淘来的吗?
董桥:是,基本都从英国淘英文书回来。我父亲在印尼的时候藏了一些中文古籍,有留一些下来,不过主要还是以英文书为主。在英国淘书可以写很多本书了。很多英国书商跟我都成了多年的老友。一见到好书,就打越洋电话过来告诉我。
广州日报记者:在香港有没有什么淘旧书的好去处?
董桥:很少。荷里活道有一家乐文书店,卖英文旧书。中环摆花街也有一间中文古籍书店。我基本不在香港淘书。
广州日报记者:《今朝风日好》的书名何来?
董桥:书里有提。丰子恺画了一幅扇面,叫《春日双蝶》。晴暖天气,主人打发小童洒扫庭院,准备茶水,准备着有客人来访。丰子恺在成扇上题了句:“今朝风日好,或恐有人来。”看了很感动。我的一个朋友说看了让人想家。
广州日报记者:您很欣赏丰子恺?
董桥:他很朴拙,很真实,很温暖。
“我写的是‘老文字’”
广州日报记者:有人说您的文字跟现代的香港有点格格不入。
董桥:像我这样的文人越来越少了。我写的是“老文字”。现在仍健在的,像是杨绛先生她那辈人,可能才看得出我的文字受旧文化的“污染”。现在年轻人的中文通常写得很西化,不中不西。
广州日报记者:国内作家有您欣赏的吗?
董桥:年轻一辈的我基本没看过。我喜欢的都是老一辈的作家,比如杨绛先生,比如林语堂。上世纪60年代,我在香港见到林语堂先生,那种气质风度,至今都历历在目。年轻一点的莫言作品都很好。余秋雨的文字感觉很像在舞台上。
广州日报记者:有人说您身上有英国绅士气。藏书票里的老绅士有没有您的影子?
董桥:没有吧。我是中西都想要。不能说都有,只是都想要。英国人喝下午茶我喜欢,中国菜我也喜欢。我写的东西比较对中产阶层人的口味,在香港,很多医生、律师喜欢看我写的东西。
广州日报记者:很难有人像您这样有钱有闲,又有雅好,接触如此多的文玩、古籍。
董桥:是吧。也许我自己就不够底层。不过董桥就这一个。
“我怕死,真的”
广州日报记者:看您赏玩古董、旧书,跟儿孙安享天伦之乐。渐老的人生也别有味道吧?
董桥:现在我每天早上起床,就暗自庆幸我又赚到了一天。我想人老了就该入定吧。我年纪越大越相信命运。天下文章,比金庸写得好的有上千万,为啥就金庸写武侠写出了头?董桥为什么也只有这一个,也许,这都是命运。现在的我,求两个字:平安。我怕死,真的。如果要死,就啪一下走掉,不要拖得太久。今天能吃就吃,这个年纪很多东西需要看淡看破。别看道理简单,很多老人家到我这个岁数都参不透。现在我看着文玩也欢喜,家人看连续剧,我也看得开心。
广州日报记者:下一年你有什么写作计划吗?
董桥:没有。文字慢慢磨。想写的东西还是很多,不过随性吧。我写东西很慢,也不用电脑。
广州日报记者:完全不懂,也不用网络吗?
董桥:电脑的东西都是助手帮我处理。学问是一页一页看出来的,在网络上搜来搜去,就没了读书的味道。
广州日报记者:在国内外漂泊多年,您觉得哪里才是你的家?
董桥:家乡对我而言,更多是文化意义上的。我这人很怀旧。有一年回到台湾,意外发现,青年时代待过的一条小巷子还在,顿时想起当年巷子里的种种欢笑、痛哭,刹那间就很感动。你想,站在街头,整个台北都变了,怎么会想到,有这么一条小巷子还留着你的影子呢?也许这就是别人说的“旧时月色”。我回南洋印尼的家,我妈妈在印尼家里活到101岁去世。到处也都变了,可是院子里有棵大树一直在。晚上看到月亮透过树梢照过来,所有的记忆就定格在那个有树的轮廓和月光的框框里。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在北京的一个旧街角,在伦敦乡下的小溪边,我都有过这样“家”的感觉。家里人看一部电视剧,叫《常回家看看》,我也跟着看。我觉得名字起得很好。“常回家看看”,对文化人来说,这个意念很重要。
广州日报记者:香港有这样让你感到像“家”的地方吗?
董桥:很少。西环有些地方还有点老香港的感觉。我住在麦当劳道也有二十多年了,以前这里是广东许多世家大族聚集的地方,如今也面目全非了。楼下卖花的阿婆倒是在那棵老树下卖了四十多年的花。现在她的儿子、孙子在帮她卖。香港政府还专门特批,允许她的花在那里一直卖下去。
广州日报记者:假如有一天您离开又回来这里,说不定也会有找到“家”的感觉吧。
董桥:也许吧。人生太难了。只希望我能慢慢地老,快乐地老。
把玩闲情是董桥
故国旧梦里的童年
福建晋江,对于董桥,只是父辈们生活过的地方。“那时福建乡下地方很穷,没有什么生路。父亲一早就跟当地许多百姓一样,下南洋闯荡,上世纪20年代左右在印尼落脚。”1942年,董桥出生在印尼。最让他精神上受益的是父亲与舅舅合伙开书店,做商务印书馆的代理商,这让他从小就能泡在书堆里。父亲后来转而开办工厂,这让童年的董桥,在物质上也过得相当富足。“我上小学时,家里就有私家车接送。比同辈的同学生活优越很多。”
“我父亲喜欢藏一些旧书,而且喜欢书法,算得上书法家。生意上成功以后,他把钱拿出来资助学堂办教育。”董桥曾经写过一篇叫《书房窗外的冷雨》的文章,回忆印尼家中书房里,父亲对少年董桥的一番训话。文章大半描摹父亲书房里雅致、古典的气氛:紫檀书桌,乌木书橱,窗外荷塘蛙鸣,一丛幽篁,墙上“南云望气千重紫,华露罗香万亩兰”,还有“传家有道惟存厚,处世无奇但率真”的对联……这位异乡客,俨然在南洋建出了一个心灵故国。文末寥寥几句教训的话:“国家多难,生活更应该朴素,专心向学。”一位严父形象便跃然纸上。
这才多少明白,为什么有人评价董桥身上有种挥之不去的传统中国文人意趣,笔下带着明清文人的优雅与贵族气。可能是童年生活打下的印记太重了吧。
“一天干过三份工”
父亲书房内是静谧,书房外却正值多事之秋。从出生到少年,从抗日战争,到1958年印尼“排华”,董桥身处的社会大环境是战乱频仍。“读到高中,便读不下去了,只能考虑转到台湾读书。当时很多华人子弟都走的这条路。”1959年,17岁的董桥,只身来到台湾求学。在台湾,董桥攻读下成功大学外国语文学系的科班。太太是董桥在外文系的同班同学,“从别人手里抢过来的。”董桥笑着说。1964年刚毕业,他俩便结了婚。“当时年轻气盛,早早就把自己拴住了,一拴就是四十多年。”董桥表面上是无奈,内里却透着幸福。
因为在台湾找不到像样的工作,董桥带着妻子到香港找谋生机会。“当时香港经济还不景气,最多的时候,我一天干三份工作。因为找不到像样的工作,我什么都干。当过商铺记账的,干过公司文书。日子过得很艰难。”一个偶然的机会,董桥在一间英文杂志社找到了份翻译工作,生活这才多少安定了下来。
文人的英伦情结
大女儿出生后,经济压力增加,董桥不得不寻找更高薪水的工作。“有朋友劝我,干翻译这行,没留过学会吃亏的。刚巧英国广播电台在香港招聘,既能去英国,也算一份优差。于是去考试,没想到考上了。”上世纪70年代初,董桥一家迁往英国伦敦。董桥半工半读,开始了在英国的8年留学生涯。
工作之余,董桥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攻读了文学硕士。“英国8年,是我下工夫苦读的8年。狠命啃英文书,中英文的功夫都有了大长进。”也正是从这一时期,董桥开始在香港、台湾的报纸上写一些杂文专栏。
董桥在英国似乎找到了曾经的绅士生活记忆。在伦敦郊区,一家人住在清幽的乡间别墅里。小儿子在英国出生了。董桥对书的收藏雅好也在英国发展起来。生活的安逸,精神的充实,让他在英伦找到了另一个心灵的安居之地。“我喜欢喝下午茶,我觉得这是英国人挺好的一个习惯,很惬意。”董桥笑年轻时写的文章《中年是下午茶》幼稚,却不否认下午茶的美妙。英国书卷气的熏陶,加上儿时的中国意境,让董桥找到了自己,行间字里也成就了自己。
功成名就,把玩闲情
上世纪70年代,香港经济腾飞。到70年代末,董桥动了回香港的念头。回港后,金庸邀请董桥办《明报月刊》。接下来的二十多年,董桥差不多一直在跟报纸、杂志等媒体打交道。董桥在《明报月刊》干了6年,接下来便收到林语堂先生的女儿林太乙的邀请,主持香港版的《读者文摘》杂志,后来又再回《明报》。1995年,董桥去了香港公开大学当了三年校长助理。1998年,又回到报业,直到今天。
上世纪80年代,董桥的散文集《这一代的事》出版,引发轰动。2000年,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将他1995年到1997年在《明报》所写的专栏作品一口气推出了《天气是文字的颜色》、《红了文化,绿了文明》、《竹雕笔筒辩证法》、《锻句炼字是礼貌》、《给自己的笔进补》、《酒肉岁月太匆匆》等六本集子。同年,牛津出版社也将他1999年所写的专栏结集成《没有童谣的年代》出版。在这以后,每年,董桥都会将自己当年的文章结成小集子。2007年的结集《今朝风日好》,也在2008年年初出版。
正踱向古稀之年的董桥,古玩、字画、珍本书,如今是他把玩的对象。他的收藏口味透着自己的雅致文人气质,问起他的藏书,他说自己只藏一些版本珍贵,装帧、插图精美的英文旧书,当然还要是自己欣赏的作者。“收了一百多本,心目中看上的市面上应该还有一百多本。”问及价钱,他天真笑道:“太贵了,不能告诉你。”
(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