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广东老乡的会所中，朱频的孤独感减轻了许多，因为他现在有许多朋友。一些来自老家的底层官员的家庭也生活在这里。他不感到孤单，他能用广东话与他们愉快地交谈。

    朱频想他应该学习普通话以便使得自己更容易融入这座城市，但是他还没有这样做。他的发音不好。在北京的第一天，他要买早报，服务员送来的却是带馅的蒸包。他发音不对，两个词的发音都是pao－tse，但是音调不一样。

    普通话特别是更纯正的北京语言是中国的国语，以这种或那种形式通行全中国。方言千差万别，但是除了东南沿海一带的省份外，正如已经谈到的，那种差别没有大到西北的满族人不能够与西南边陲的云南人正常交流。在广州与上海之间的沿海地带有三种主要的方言群体，除了上海大山将剩下的方言区与中国的其他地方隔开：上海人，福建人和广州人。这些方言本身之间的差别以及方言与中国语言大家庭的差别如此之大犹如意大利语与西班牙语的差别。比起纯正的普通话外国人更熟悉这些方言，因为国外的商人经常用它们进行联系和交流。但是从上海出发经过长江，人们说话仅仅有些许口音，这种语音与北京普通话的差别不会大于一个弗吉尼亚人的语音与新英格兰人的区别。如今所有学校的课程都用普通话教学，普通话普及到全中国。

    （中国移居到美国的移民大多是广东人，他们说广东的方言；另一方面，在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与新加坡的海外华人说的是福建厦门话。）

    汉语属于印藏语系，这一语系包括汉语、藏语。暹罗语和缅甸语。（与日语全然不同，毫不相关。）这些语言有诸多特征：它们由单音节构成，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词由单音节词构成；通过不同的音调区分不同的词语。然而确切地说，一个个的词根只有一个音节，因为很难确定它包含了哪一个词。有许多双音节的汉字，比如huo，意思是“火”，加che，意思是　“车”，成为　huoche，即“火车”。　 Electric　talk意为“电话”，而 Electric see意思是“电视”。但是单音节的基本词汇总是可辨认的。

    各种音节看似相同——li、liu、lin、long就是这样的例子——它们数量有限。它们没有两个末尾辅音的音节，像lsp、usk、arp、ost，或者甚至像单个辅音的音节，如 it、ik、lp。也没有双辅音，像SP-、 St-。sir-、br-或者dr-。在南方的方言中一些末尾的P、t和 k’s仍保留着。常见的名字如 Chiang Kai－shek，这是广东人的发音（Chiang Chieh－shih为普通话的发音）。Chiang姓的拼写源于广东的国民党的语言大众化推广之中，从此迅速普及。现在仅存于普通话中的末尾辅音是n与ng，这是由于它们具有音乐性的同时使得它们容易产生音乐性的语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迅速念出像chang、chin、chen这样的姓。

    一个奇怪的结果是汉语总共只有大约四百个音节的形式，通过这些表达所有语言中的词汇。不同的语言都有自身的模式：意大利语与夏威夷语总是喜欢在末尾用元音（Roma，MIlano，Honolulu）；德语并不在意爆破性的辅音，像hM。ch，nuch。如英国人倾向于软化这些辅音形式：　slaughter和 flight二词与Schlacht和 Flucht二词相关，虽然仍然在拼写中保留ght，但是不再发音。不同民族的爱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民族语言的变化。

    因为相似的单音节字的数量有限，汉语逐渐依据音调区分不同的词语。汉语不断地消除末尾的辅音，如p，t，k，甚至m，众所周知这些曾存在于孔子时,代，现在还保留在福建话和广东话中。在不同的语调中同样音节表达的意义不同。发音改变时同一音节指示的事物截然不同。在汉语中只有四种音调。说明一个词汇的含义是如何随音调而改变，tao是一个绝佳的例子。

    一声的 tao=刀

    二声的t’ac=桃

    三声的tao=逃

    四声的 tao=到、道

    一声就像约翰，一如你在远处轻声呼唤他。

    二声滑行而出，如同一个人在问一个问题：“你能肯定吗，约翰？”

    三声慢而轻，像一声轻轻的责备：“好了，好了，约翰，不要紧。”

    四声如同一个紧急的命令，非常突然；“约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