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

王石的自我追问:让灵魂跟上脚步

    采访手记

    近期被“拐点说”缠身的王石，究竟是怎么想的？

    但是，今天的王石只谈书不谈房子。他更多的话题在爬山、徒步戈壁、思考过去和未来。他说：过去20多年里，我身处的社会，我所带领的企业和我自己，都在高速发展变化，我们的脚步跑得太快，我们的灵魂跟不上来，整个社会变得很浮躁，就像德鲁克说的：“我们大大高估了眼前，却大大低估了未来。”

    他呼吁，我们需要学会自我控制，让自己慢下来，让灵魂跟上脚步。

    这话有深度。这些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新阶层”成了公众普遍关注的热点，尤其是“新阶层”应该怎样承担社会责任，越来越需要一种新的价值观。很多人觉得目前“新阶层”发展缺乏的就是一种主流价值观，而这种意识形态又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沉淀。

    王石算是这种新价值观的践行者吗？他是公认的地产界标志性人物，同时又是一个不断挑战公众想象力的明星，他的博客，他的企业，他的文字，他的极限运动，很大程度上成了这个“新阶层”的象征。虽然这个“新阶层”正在慢慢形成，但是王石的言行有可能会在某种意义上推动这种价值观的形成。也可以说，这个阶层的灵魂正慢慢地跟上脚步。

    其实从年轻人的角度来看，把王石当偶像的原因：无外乎他是一个比较向往自由、喜欢登山、挑战自我、个性张扬的人。而在我看来，他的“放下”，他的“放迹天涯”，让企业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实际上万科最大的成功，正在于王石不在万科。

    对话

    越简单，离伟大越近

    2008我不会再说房产了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的新书《让灵魂跟上脚步》的出版社方面说您不谈房地产，今天主题是谈书，谈爬山。

    王石(以下简称“王”)：这是我坚持的，到2008年之后，我再回到原来的状态，不谈房地产。这和万科的策略有关系，关于企业方面更多谈的是管理团队，这两年我和公司有关系是两点，第一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公民，第二是万科的住宅产业化。

    记：但是去年底您谈了房地产，全国上下都在说王石先生的“拐点论”。

    王：去年我是偶然陷进去的，因为在北京新闻发布会上谈住宅产业化，记者第一个问题就问广州、深圳房价的降价你认为这是不是拐点？我第一句话就说这个话题和今天的主题没有关系，再提这个问题我不会回答，第二我出于对你的尊重，我回应你一下，我认同你拐点的说法，说的就这么多。说完之后，当时就是王石拐点论。我就再去解释一下，接受《经济半小时》的一个访谈，来解释拐点不是大起大跌，而是价格的理性回归。问我对消费者有什么建议，我就说大家急于买房，担心三、四年后买不起房子，我说这些人不要着急。最后变成王石建议三、四年之后再买房子，变成三、四年后才到底。

    我一看越解释越说不清楚，最后采取另外一种形式，就是接受一些比较认真的、严肃的，充分展开的层面来讲，最后接受了央视的《新闻调查》，又接受《第一财经》的头脑风暴，我觉得达到目的了。到了2008年我不会再说了。

    记：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估计又会有很多媒体找您谈，这30年下来，您的感慨还是特别多的。

    王：也不一定。当然我是一个公众人物，我认同你说很多媒体会对我有关注。如果说20年20人，我采取积极配合的话，30年我会采取回避的态度。因为改革开放20年的时候，1998年，万科影响力远没有这么大，更多来讲是寻求公司的知名度，现在已经过了这个阶段。第二点，和万科2000年之后的策略有关系，我辞去总经理之后，万科的宣传更多是他们的管理团队。

    放下之后要坚持

    记：冯仑有个评价，万科后来能够成功，跟您很早时候有一个自己的身份定位有很大的关系，就是做职业经理人，放弃做老板。我看您的新书《让灵魂跟上脚步》，有个主题也是“放下”。

    王：那是写重走玄奘之路的，2005年徒步戈壁滩，真正走是2006年。为什么主题是放下呢？我们现在是喧嚣的都市，大家都在快步走，我们是不是放下欲望，放下手下的工作，放下我们的追求，到戈壁滩，沿着玄奘的路走一段。但是放下来之后要坚持，很多人又坚持不了。

    记：有什么故事吗？

    王：第一天出发，组织者拿了一根竹竿，差不多两米半长，要大家做一个小游戏——放竹竿，每个组七八个人，集体把竹竿放到地上，谁的手提前离开竹竿谁就被淘汰。结果很戏剧性，这个竹竿就是放不下来，而且越放越高，竹竿斜着掉下去了。第二组、第三组来试都是一样。

    记：竹竿为什么放不下来？

    王：很简单，都怕自己被淘汰掉，结果竹竿反而往上抬。

    记：这就是今天城市人的一种状态。

    王：实际上有象征的意味，本身这个游戏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但是和时代气氛结合起来就非常有意思。实际上整个走的过程当中，真正能够走下来是不多的。当时说走玄奘之路，和《大唐西域记》描写的差不多，没有现代的痕迹，甚至路还是当时的古道。大家都非常积极的响应，真的报到了，比如说80人响应，报到的不到40人，真正走的就剩下20多人，实际上是放不下来的。

    记：玄奘的执著精神是现代人缺乏的，在放下和执著之间，您怎么看待这种选择？

    王：要说执著来讲，我觉得现代人并不缺乏执著。比如说过去的泛政治化，搞阶级斗争是非常执著的，现在我们搞GDP也非常执著。但仅仅是这个执著是不够的，再执著下去可能会有问题，所以我书中提出要懂得选择放下。

    记：您觉得自己比较成功的放下是什么？

    王：第一次放下是1983年，我从广州到深圳，把原来的都放下了。我那时候是在广东外经委，高级宾馆进出，春秋交易会，是属于风头最劲的部门，放弃到特区，从扛麻袋开始，从头开始。我放下之后，在深圳两年之后，开始尝到甜头，我就劝我的大学同学到深圳来，包括在广东的同事。他们也很羡慕，说等一等，有的说等小孩高中毕业，有的说等把房子分到手，有的说等升副局，种种原因都放不下。90年代中后期，很多人找到我了，我笑了，我说你来晚了。

    第二次是股权改造，是深圳政府下的红头文件，四六开，60%归国家，40%归企业。我放弃了，要做一个职业经理人。因为我认为中国不缺创业者，缺职业经理人。第三次，当时我们非常明确，如果我们要做一个有竞争力，可持续发展的企业，我们必须开始收缩、卖掉，专门做房地产，房地产选择住宅。所以，万科到现在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住宅开发公司，这就是放下。实际上越简单，离伟大越近，比如可口可乐，世界最大的软饮料公司，两秒钟就可以说清楚。当然放下过程当中有很多诱惑，情不自禁要做其他的。所以放下了，还要坚持。

    登山是兴趣是生活方式

    记：这本书与您的《道路与梦想》有什么不同？

    王：完全不一样。第一本是我到深圳创业20年的总结。总结是非常费精力的，时间有延续性。这本《让灵魂跟上脚步》，差不多就是一个月的精力。这本书是接触很多以前没有接触过的东西，最起码对于一个公民来说，会发现现在全球化的东西。

    记：有人说像王石这样的名人写作一定有枪手。

    王：很多人怀疑有写手，就像登山怀疑我被抬上去是一样的。实际上我出差就是到现在还是一个人。包括登山和这次的玄奘之路，我每天都有在博客上写东西的习惯，但是我认为博客的东西不能当文章用。人家讲得非常清楚，希望写本书出来。那么我就答应了。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记：您说现在出差还是一个人？

    王：对，我一直是这样的习惯。以后也会这样。

    记：听说您登山有负重的习惯，为什么会这样？

    王：就是一种训练。包括我走戈壁滩都是负重的，我背两个包，重量保持在20公斤左右。我登了高山，走平地完全没有挑战，但是怎么走又是另外一回事，负重走就为登山进行实地训练。

    记：商人阶层崛起之后，舒展情趣，追求某种时尚，有网友说王石用极限运动界定了自己，也界定了一个阶层。

    王：实际上这种极限运动是和钱是反比的。追求某种时尚？当然，从某种程度来讲也会有的。但一定是兴趣，珠穆朗玛峰上去了，七大峰上去了，还折腾什么呢？显然是另外一种东西在吸引着你。这就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活状态。

    记：我不知道登山与您的个性有什么关系，有什么情结没有？

    王：我个人应该说和山有特别的感情。我的祖籍是安徽的金载，是鄂豫皖交界的一个山区。母亲家是辽宁的义县，那儿也是山区，我小时候在那儿生活过。为什么登山，本身有这样一个情结，以后在城里，只要到郊区和山有关系的，我就显得特别活跃，到哪儿出差，有山一定要爬。还有一点，少年时候还是国家主义至上，两个运动在全国很有影响，一个是乒乓球，第二就是上世纪60年代中国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所以，1997年，我第一次去西藏回来就决定登雪山，契机是在珠穆朗玛峰大本营见了两位登山家，和他们促膝深谈之后，他们很好奇，我很羡慕他们登雪山，他们说你也可以登，当然不一定第一个目标就要登珠峰。回来之后，我用了一年时间进行登山训练。

    记：听说您还诊断有血管瘤，怎么来训练的？

    王：1995年发现腰椎间有血管瘤，当时医生要我不运动，最好坐轮椅，如果血管破裂的话，可能下肢瘫痪。我觉得挺滑稽的，因为还没有瘫痪，怕瘫痪已经把自己瘫痪了。但医生这样诊断，我还是相信科学。真正我的潜意识是一定要在瘫痪之前把我想做的事情完成，我就很想去西藏，去看看珠穆朗玛峰，反而这个时候就非常急迫了。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因为可能下肢要瘫痪，不让你运动，我就开始运动了。因为要去西藏，身体要适应，我1996年、1997年两年的时间，把广东1000米以上17座山全部登遍了。诊断我有血管瘤的时候，我的运动体检心脏是0分，满分是5分。我从西藏回来心脏是3分，及格了。2000年登7000米的山峰回来，心脏是5分，一直到现在都是5分。命运很有意思，换句话说你要跟命运抗争，不能听它的安排。

    放慢脚步反思生活

    记：您现在时间怎么分配？户外、登山、探险这样的运动外，还要写博，还要做董事长。

    王：是三个1/3，登山1/3，国外1/3，国内各个城市1/3。我1983年到深圳的时候，当时恨不得春节那一天都在工作。但是这个状态到了1997年应该是一个转折，那一年我去了西藏。我从西宁出发，整整一个月坐过拖拉机，坐过大卡车，相当于流浪了一个月，回来之后就开始登雪山。辞去总经理后时间分配就不一样了，当时的主要考虑是为了万科，因为东方文化，还是一种权威式的，我希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如果还在亲力亲为管这个企业，和你的诉求是相冲突的。所以我不但要辞去这个职务，还要疏离。所以我选择了登山，登山与我的个性非常像，我个人主义的表现欲望非常强。

    记：我觉得您性格里面非常有意思，是好奇，玩儿心大，但是又特别讲原则的一个人。

    王：当然要有分寸。

    记：您这本书叫《让灵魂跟上脚步》，书中提出把脚步放慢是什么意思？

    王：实际上是要反思生活：我们这样快快快，物质起来了，环境破坏了，同时贫富悬殊越来越明显了，作为企业家我们有什么担当？第二点，我们30年的增长模式，是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伟大，我们未来30年会不会那么平坦？作为企业家，你的发展选择什么模式？还有我们民族文化的选择问题，我们脚步跑得太快，我们的灵魂跟不上来，整个社会变得浮躁。

    记：您的这些登山心得会影响到企业决策吗？

    王：没有那么直接。实际上做很多事情，只是潜移默化的互相影响，更何况登山还比较特别一点。你说对人生有什么影响，当然是有的，说这次登山回来有什么新体会，没有这样的思考。很多事情有事后的总结，事前是没有的。

    记：是不是有一点悟的意思？

    王：这是一个角度问题，悟，是一生都在悟。（梅柏青/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