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诗诞生的一百年间，绝大多数读者(有时甚至也包括了写作者)，都是在用着适于阅读古典诗歌的美学眼光，去解读和评判陌生的新诗。同理，当自发性的本土现代诗四十年前和二十年前，分别在台湾和内地破土而出，绝大多数的读者与作者，又开始用适于阅读古诗与新诗的美学尺度(虽然这两个尺度叠加在一起非常矛盾)，去读解和衡量现代诗。因此，自“五四”新文学以来，诗歌虽始终端居于文学和文体探索的潮头，但它与读者的关系，却一直是充满对立和诘难的，特殊时刻甚至还带有着被动的、被受众胁迫的削足适履意味(如果我们愿意把诗比作脚，把读者的诗歌趣味比作鞋)。读者想让诗人按照自己读起来舒服的那种方式去写，这种不讲理的思维方式与要求，世界各个语种里都有，但只有中国的最理直气壮。因为近半个多世纪，我们的中小学语文教育、主流社会的文学发表与奖励体系，都在一刻不停地向每个读者灌输这种思维方式。当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有着强烈地对非我族类“说不”习惯时，新艺术最险恶的生长环境就出现了。而当一个先锋诗人，一往无前地进行着他的美学颠覆和实验，他会发现，几乎每一个大街小巷都充满了诅咒他的“诗歌爱好者”。可这些爱好者的真实成分又是怎样的呢？他们中有唐诗爱好者、宋词爱好者、对联爱好者、押韵爱好者、胡适追捧者、周作人粉丝、徐志摩爱好者、戴望舒爱好者、艾青的读者、臧克家的徒子徒孙、穆旦/卞之琳/林庚的“翻案者”、青年北岛的怀念者、顾城和海子的崇拜者、席慕容汪国真的拥趸、语文修辞课爱好者，甚至罗大佑崔健张楚陈升林夕周杰伦许巍的听众……当然这里面，我们还没算上诗人中那些“同行是冤家”的古老故事。

    众口喧哗，似乎验证了诗歌标准的丧失。但真的丧失了吗？我认为没有。从来没有。实质上，上面罗列的那些“诗歌爱好者”，他们恰恰是今天逐渐步入职业创作理念的汉语现代诗所要告别的一群。这倒不是新时代的诗歌天才们比远古和前辈的大师们傲慢，而是因为——上述读者向诗歌索求的东西，灿烂的中华诗歌史、乃至当代的流行文艺早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而伴随人类文明各个领域分工的日趋细腻、专精，汉语现代诗的作者们，必须要为母语和诗歌，创作出以往文学从未完成过的佳篇与形式，必须要为大家创建出一套崭新和暂时陌生的、能真正深入读解这一时代人类心灵奥秘的诗学体系。诗人并不傲慢，倒是爱好者们(有的可能还误入了“诗人”行列)过于“童真”了。当人类文明已经进化到了连交通工具都可以分成“机动”与“非机动”，连一罐蜂蜜或一袋奶粉，都要分成“婴儿装”与“中老年装”，还想奢望诗歌依然都是那种“人见人爱型”的、甚至“己见己爱型”的，这是不是也过于幼稚和狭隘了？

    所以说，近年来网上一系列围绕诗歌的恶搞，其恶搞者的原始动机中，是有着一部分上述幼稚与狭隘的“主义真”在作祟的。因为已经无法触及和读解现代诗的前沿发展，而产生恼怒、仇视，进而背离正常的求知与思考，借助儿童的恶作剧手段，以一种市侩的油滑试图消解和掩盖自己在先锋诗歌前的茫然与困惑。这是颇值得人们警惕的一种当代文化病。这种病因“爱”而生，因“迂”而长，因狭隘而成病，因精神空虚而恶化，因哗众取宠的诱惑而导入疯狂，因经受多年市场腐蚀、严重文化缺钙的媒体误播，而形成国人对诗歌仇恨的假相。

    而真相中的汉语诗歌呢，则越来越摆脱了近百年来历史杂音的干扰，越来越回归于一种个人对世界的强大逼视；写诗虽然有网络时代的嘈杂作为包装，却也越来越回归于“孤独者的艺术”本位，就像当年的李白和苏轼，杜甫和李煜，仓央嘉措和纳兰性德，把不凡的发现与感动，用普通的字写在普通的纸(以后都改叫“文档”了)上，任时光载着它们，在一代代后知后觉的诅咒者头顶上空飘过，唱漫不经心的歌。（徐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