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长篇小说《高兴》的电影版权，近日签给了香港的一家电影公司。因执导黑色系列喜剧《大电影》而广为人知的阿甘，将出任《高兴》的导演。主演则是在《疯狂的石头》中有过精彩表现的郭涛和黄渤。阿甘对媒体透露，他有意将《高兴》改编为喜剧，而且还是《芝加哥》那种歌舞类型的。

    贾平凹“触电”了，这一天来得有些晚，在此之前，同为文坛重量级作家的苏童、余华、刘震云等，已经和中国电影有了密切的联系，也缔造了一些佳片。贾平凹与影视圈的长时间“绝缘”，令人难以理解，论商业价值，贾平凹不输任何一位作家，当年出版《废都》，让他成为话题人物，至今一言一行都为人所关注。论改编难度，这也不应是个大问题，贾平凹是众所周知的叙事高手，他小说中精巧的悬念设置和丰富充沛的语言魅力，都可以为电影所借用。

    也许贾平凹适宜改编的小说，内容都太敏感了，让影视望而却步。抑或，贾平凹一贯的低调态度和不合作心理，阻隔了影视圈与他的接触。2002年，西安一家影视公司曾买断《病相报告》的电视剧改编权(这部电视剧最终投拍与否不得而知)，当时贾平凹便明确表示拒绝出任该剧编剧，并称自己“更看重小说的魅力”。在文学领域纵横捭阖的贾平凹，显然是对影视不抱有太大信任，这次卖掉《高兴》也是如此，除了表示“希望导演把握每个人物的性格”之外，他对电影没有任何要求。

    虽然没要求，但贾平凹提出的“希望”，还是给改编《高兴》设立了一个底线———只要人物性格立住了，电影怎么改都不至于面目全非。但通过现在已有的信息，电影版《高兴》能否拍出几分原著的味道很值得怀疑。因为，《高兴》绝不是一部喜剧小说，它对农民现实处境的描写，对城乡不和谐因素的反思，读起来给人感受更多的是沉重而非幽默，它的错位和冲突、荒谬与疼痛，才是此书真正的价值所在。贾平凹的严肃和阿甘的恶搞，放在一起实在太不搭调了。阿甘在票房上从未失手令人钦佩，但是调用各种商业元素来拍摄《高兴》，对导演的才华是种浪费，对原著题材则是种糟蹋。

    前段时间，冠以黑色幽默片入市的《我叫刘跃进》大获全胜，投资550万元，首周票房便过了千万。《我叫刘跃进》的最大成功之处，便是打出了“刘震云”这张牌，“作家电影”概念的推出，让这部电影火爆了一把。但同时也应看到，《我叫刘跃进》对刘震云同名小说的改编并不理想，整部片子看完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闹腾，除了满脑子鸡飞狗跳什么也没留下。同样是表现底层人真实生活的《高兴》，会不会复制《我叫刘跃进》的模式，拍成一部《我叫刘高兴》？这种疑虑不是多余的：阿甘以模仿见长，两位主演是出了名的在电影里爱“闹腾”，再有要命的票房诱惑，很难让人对《高兴》的艺术性抱太大期望。

    现在绝大多数和影片《高兴》相关的新闻，贾平凹都被写进了标题中，他其实已经和刘震云一样，成了《高兴》最大的一个“腕”或者噱头。不知道《高兴》会不会把“作家电影”这趟时髦顺便追赶一趟，若真如此，“作家电影”这四个字在中国算真变味了。在起源地法国，作家电影更多地被理解为知识分子电影，它们的导演多为从事小说写作的作家，也就是说，影片的拍摄者应兼及两种身份：作家和导演。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玛格丽特·杜拉和阿兰·罗伯格里耶等。严格说来，与《我叫刘跃进》相比，朱文的《海鲜》、尹丽川的《公园》更符合作家电影的定义，因为后两者在表达方式上更为极端化和个人化，更忠于创作者的思维，而《我叫刘跃进》对票房的迷恋，放大了它的商业目的，遮掩了它的艺术价值，或者说，它就是一个纯粹的娱乐片，根本没有任何艺术价值可言。

    而总有些人，还是想从贾平凹的电影中，得到一些娱乐之外的东西的，就像当年根据路遥小说《人生》改编的电影曾感动一代人那样，我们也愿意看到更多的作品对现实有浓烈的关怀和表达。陈忠实、贾平凹这样的作家“触电”，让这种可能性增强了，但愿影视投资者和制作者能珍惜从他们那里获得灵感和故事的机会，别把好事办砸了。(韩浩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