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凝

    会飞的镰刀，用自己的语言说话

    二十多年前我读中学时，学校经常组织同学去农村或者工厂参加劳动，名曰“学工学农”。那年秋天，我们全班同学在班主任的带领下，利用一星期时间帮助近郊农村收水稻。大家分成几组，散住在农民家里。那是我第一次住在乡村，田野、庄稼、土炕、水井使我感到新奇；房东对我们质朴的热情让我感到温暖。这次“学农”归来后，语文老师在作文课上布置的作文题目即是：记一次学农劳动。

    尽管这是一次命题作文，但我却并不觉得为难，因为它恰好与我内心的真切情感相契合。于是我写了几个城市女中学生和房东大娘一家的交往，写了这些女生和房东的九岁小孙子的友谊，写了那个乡村小男孩是如何运用他的智慧和调皮，在半夜偷偷为笨手笨脚的城市女生磨镰刀。这作文忽略了当时社会所必须的空洞的政治口号，只有人间平凡的淡淡温情和我本人内心要说的话。为了与内容相吻合，我还擅自给作文起了个名字：会飞的镰刀。

    感谢我的语文老师，她没有指责我的“出格”，她把《会飞的镰刀》当做范文在课堂上朗读，她鼓励了我新鲜的想象力和语言的活泼、晓畅，甚至还称赞了那不合“规矩”的标题。《会飞的镰刀》后来成为我小说的处女作，收入北京出版社的一本儿童文学集。

    冰心姥姥，您好

    在中国的北方，孩子们称自己母亲的母亲为姥姥。此外，当领着孩子的母亲遇见自己所尊敬的老年女性，也常常会很自然地对孩子说：“叫姥姥。”孩子清脆地叫着，姥姥无比怜爱地答应着，于是“姥姥”的含义便不单是血缘关系的一种确认，她还是可以信赖、可以依靠的象征。

    第一次听见有人称冰心为姥姥，是她的外孙陈钢。他曾经为我拍过一些照片，我非常喜欢他的这些作品。他告诉我：“我把照片给姥姥看了。”我问他姥姥说了些什么，他说：“姥姥亲了我一下。”冰心对外孙这种独特的无言的赞赏，更能见出一份无可替代的亲情。

    此后不久，我给冰心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我在保定西部山区的一些生活。冰心来信嘱咐我说：“铁凝，你要好好地珍惜你的青春，你的才华!你有机会和农民接触，太好了!他们真朴实，真可爱!你能好好写他们吗?我对你抱有无限的希望……”

    读着这样的信，你会发现在冰心那平和、宁静的外表之下，那从容、温和的目光之中，还有一份对于中国最广大农民的深深的爱意，这爱意不仅表现在她为灾民慷慨捐款一万元，还渗透在她对青年作家描写最普通的民众之美的热烈希冀里。

    1991年5月，我和散文家周明一道去拜望冰心，我买了一束玫瑰。冰心坐在书桌前，短发齐齐整整，面容很有精神。我把鲜花送上，周明要拍照，冰心说：“来，让我拿着花。”她请我们喝茶、吃糖。然后说：“搬把椅子坐在我身边吧，这样离我近些。”我坐到了她的身边，她清澈的目光落在我的身上。我感到无话可说，不是因为拘谨而是因为受着一种气氛的感染，是因为身边这位安静的老人正安静地看着我。她一定深明我的心意，此外的一切客套都将是我的多嘴多舌。她一定也同意我无话可说，因为当我告诉她我不知说些什么时，她说：“那就让我们静静地坐一会儿。”

    我很看重与冰心静静地坐一会儿，或许这并不比我问长问短得到的要少。在那安安静静的一小会儿里，我从这位几乎与世纪同龄的老人身上所获得的，竟是一种可以触摸的生命激情。或者可以说，没有这一刻安然的纯净，便无以获得照耀生命的激情。

    告辞时，我说：“我不想打扰您，又想看见您，有机会我会再来看您。”我握住她的手，她说：“只要我活着，你就来看我吧。”

    春节时收到了冰心的近照：她身穿黑白条纹的罩衣坐在紫红色的沙发上，怀中抱着干干净净的白色猫咪。她的目光是如此的清明，面容是如此的和善，令我不能不想起最具民间情意和通俗色彩的一个称谓———姥姥。

    冰心不仅以她的智慧、才情，她对人类的爱心和她不曾迟钝、不曾倦怠的笔，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她身上散发出的那种无以言说的母性的光辉和人格力量，更给许多年轻人以他人无法替代的感染。在九十年代人与人之间的称谓愈发的讲究、愈发的花哨的时候，我特别想把冰心称作冰心姥姥。

    戴套袖的孙犁先生

    我产生要当作家的妄想是在初中阶段。为了验证我成为作家的可能性，父亲领我拜会了《小兵张嘎》的作者徐光耀老师。有一次徐光耀老师对我说，在中国作家里你应该读一读孙犁。我立即大言不惭地答曰：孙犁的书我都读过。他又问：你读过《铁木前传》吗?我说，我差不多可以背诵。

    一九七九年，我从插队的乡村回到城市，在一家杂志做小说编辑，业余也写小说。秋天，百花文艺出版社准备为我出版第一本小说集，我被李克明、顾传菁两位编辑热情请去天津面谈出版的事。行前已故作家韩映山嘱我带封信给孙犁先生。

    一九七九年秋日的一个下午，由李克明同志陪同，终于走进了孙犁先生的“高墙大院”。这是一座早已失却规矩和章法的大院，孙犁先生并详细描述过它的衰败经过。如今各种凹凸不平的土堆、土坑在院里自由地起伏着，稍显平整的一块地，一户人家还种了一小片黄豆。那天黄豆刚刚收过，一位老人正蹲在拔了豆秸的地里聚精会神地捡豆子。我看到他的侧面，已猜出那是谁。看见来人，他站起来，把手里的黄豆亮给我们，微笑着说：“别人收了豆子，剩下几粒不要了。我捡起来，可以给花施肥。丢了怪可惜的。”

    他身材很高，面容温厚，语调洪亮，夹杂着淡淡的乡音。说话时眼睛很少朝你直视，你却时时能感觉到他的关注或说观察。他穿一身普通的灰色衣裤，当他腾出手来和我握手时，我发现他戴着一副青色棉布套袖。接着他引我们进屋，高声询问我的写作、工作情况。我很快就如释重负。我相信戴套袖的作家是不会不苟言笑的，戴着套袖的作家给了我一种亲近感。

    其后不久，我写了一篇名叫《灶火的故事》的短篇小说，拿给省内几位老师看，不料有长者好心劝我不要这样写了，说“路子”有问题。我心中偷偷地不服，又斗胆将它寄给孙犁先生，想不到他立即在《天津日报》的《文艺》增刊上发了出来，《小说月报》也很快作了转载。

    我再次见到孙犁先生是次年初冬。那天很冷，刮着大风。他刚裁出一沓沓粉连纸，和保姆准备糊窗缝。见我进屋，孙犁先生迎过来第一句话就说：“铁凝，你看我是不是很见老？我这两年老得特别快。”当时我说：“您是见老。”我说完很后悔，我不该迎合老人去证实他的衰老感。接着我便发现，孙犁先生两只袄袖上，仍旧套着一副干净的青色套袖，看上去人就洋溢着一种干练的活力，这样的状态，是不能被称作衰老的。

    我第三次见到孙犁先生，是和几位同行一道。那天他没捡豆粒，也没糊窗缝，他坐在写字台前，桌面摊开着纸和笔，大约是在写作。看见我们，他立刻停下工作，招呼客人就座。我特别注意了一下他的袖子，又看见了那副套袖。记得那天他很高兴，随便地和大家聊着天，并没有摘去套袖的意思。这时我才意识到，戴套袖并不是孙犁先生的临时“武装”。

    多年之后，有一次我把友人赠我的几函宣纸精印的华笺寄给孙犁先生时，收到他这样的回信，他说：“同时收到你的来信和惠赠的华笺，我十分喜欢。”但又说：“我一向珍惜纸张，平日写稿写信，用纸亦极不讲究。每遇好纸，笔墨就要拘束，深恐把纸糟蹋了……”如果我不曾见过习惯戴套袖的孙犁先生，或许我会猜测这是一个名作家的“矫情”，但是我见过了戴着套袖的孙犁，见过了他写给我的所有信件，那信纸不是《天津日报》那种微黄且脆硬的稿纸就是邮局出售的明信片，信封则永远是印有红色“天津日报”字样的那种。我相信他对纸张有着和对棉布、对衣服同样的珍惜之情。他更加珍重的是劳动的尊严与德行，是人生的质朴和美丽。

    《从梦想出发》是铁凝担任中国作协主席后的第一部散文随笔集。无论是艺术鉴赏，还是故人往事，铁凝都用淡然的笔触道来，处处显露出一个作家的真诚和较高的艺术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