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2月18日夜，法国著名小说家、电影大师阿兰·罗伯-格里耶去世

《橡皮》，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版。 

《嫉妒》，漓江出版社1987年2月版。

《罗伯-格里耶作品选集》，湖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9月版。

    《阿兰·罗伯-格里耶》，(法)米歇尔·阿勒芒，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版。

    罗伯-格里耶是法国当代最反叛、最具争议的小说家之一。生前曾三次访问中国。2005年，格里耶最后一次到访北京，新京报曾刊发与其对话。

    2005年秋，阿兰·罗伯-格里耶来京期间，与本报记者有过一段短暂对话。当时他称，能在有生之年看到有人“读懂”自己的书，他视之为“一种胜利”。他告诉笔者，因为不理解这个世界，所以动笔写下来。然而写作不断，他对世界却“越来越不理解”。

    世界也不大了解他。两年多之后，罗伯-格里耶告别了人世，留下的最近一本出版物：《感伤小说》，因题材、写法出位而得恶评如潮。对于这位以推广法国“新小说”运动著称的先锋作家，网上铺天盖地的媒体悼文———当中包括了法国、英国、德国与美国主流媒体，在肯定了这位法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之余，同时也表达了对格里耶为人、从文的不理解。在一个似是适合盖棺论定的时刻，赞美之词在格里耶身上并不过剩，争议的声浪反倒比作家生前更无忌讳。

    迄今读到最严肃、来自“权威”的悼词，仅有法国总统萨科齐一家。萨科齐办公室形容罗伯-格里耶：“无论是对亲密幻想的表达，还是对概念清醒冷静的分析，都一样自然自在。”并称“法兰西学院失去了一位最杰出、且无疑是最叛逆的成员。……法国知识分子界与文学界从此失去了整整一代。”

    若要提到法兰西学院，法、英、美各大媒体对总统先生的这番溢美可不完全赞同。媒体们都不约而同提到显示格里耶自负个性的典型例子：2004年，格里耶被以守护“美丽的法语”为己任的法兰西学院推举为院士。在被推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后，他指出因为自己是“新小说之父”，而不需要遵循学院传统去套上绿制服、戴鸡冠帽、佩剑；作家对此的“解释”是：“他们应该知道，荣幸的是他们，而并非反过来。”罗伯-格里耶从未列席过法兰西学院的任何一次会议，因此学院最终并未公认他为正式的成员。

    “新小说之父”罗伯-格里耶去世前的“绝笔”，似乎成了败笔。法国的《时报》称，罗伯-格里耶于2007年出版的《伤感小说》，虽被作家自称为“成人童话”，并算不上是他的一部“作品”；然而由于书中内容大写虐恋，终究是捅下了不大不小的马蜂窝，令法国文坛、传媒与批评界侧目：怎能如此为老不尊！

    事实上，已有众多批评家指出，罗伯-格里耶在上世纪70年代出版的作品，大多与“叙事复杂的色情小说”无异。而出版于1977年的《有镜子的寺庙》，就因为包含有年轻女子的艳照而在法国被禁。而2004年，罗伯-格里耶之妻出版了描述两人初婚生活的回忆录，当中披露了作家常将“萨德”（虐待狂）幻想付诸现实，引来公众议论纷纷。

    《纽约观察家》、“路透社”认为，罗伯-格里耶这个“口无遮拦的孩子”，是“二战后法国一代知识分子的CULT偶像”，他的“注册商标”是一种摒除情节、角色塑造与情感的小说。结果是引出了一种半哲学式的小说创作手法———没什么实质事情发生，但包罗了庞大的思虑与想像。

    但正是这样的手法，从《橡皮》到《嫉妒》，令罗伯-格里耶常被评论界诟病为“形式大于内容”、“言之无物”。英国《独立报》提及，法国思想大师罗兰·巴特也算是把罗伯-格里耶带上路的伯乐了。尽管他经常在著作中提及晚辈的创意，但也不否认罗伯-格里耶作品形式大于内容的特质：“罗伯-格里耶是个视觉小说家，他的洞察力精彩绝伦，但却充满了不确定。”也因为这一点，令“作家罗伯-格里耶”毕生平行地与“电影人罗伯-格里耶”为伴。

    在英美、尤其是美国的媒体眼中，罗伯-格里耶更为人熟知的身份是电影人。“路透社”认为，罗伯-格里耶甚至并不广泛为法国之外的欧洲人熟悉。这是因为，如英国《时报》所写：作家的小说虽然多有英译版，但他推广的“冷感”小说，通常缺乏叙述的焦点，而总是围绕静物喃喃自语，因而从来不曾做到受众广泛。罗伯-格里耶为法国“新浪潮”导演阿兰·雷乃写下脚本的《去年在马里安巴德》（Last Year in Marienbed），于1962年率先在美国上演，因而被美国媒体视为阿兰·罗伯-格里耶最为人熟知的作品———还获得了一项“奥斯卡”提名。《时报》认为，罗伯-格里耶在理论概念上所得的荣誉，令他极适合于在对应媒体时自圆其说，并在学术研讨会上侃侃而谈，但就是离大众远了点。“倒是他在诺曼底的家所种的各类仙人掌更引人关注”。但英国的《每日电讯报》则认为，罗伯-格里耶这名字的低调，正是“现代主义的极致体现”。

    英国《独立报》写道，罗伯-格里耶在上世纪60年代已经成为“新小说”阵营中最激进且最“商业化”的一位。报道称，罗伯-格里耶的写作生涯建立在一种狡黠且可笑的悖论之上：一次又一次地利用小说去解除小说的传统性质，但“他实践得如此聪明而投入！”

    不过在1984年至1994年之间，罗伯-格里耶陆续出版了自传式小说三部曲，在书里温和地重申了自己的观点：对小说与电影中的现实主义的摒弃。但他却承认想像力的优点，并不会因为科学观的介入而萎缩。作家还宣称，如果能够防止我们将幻想付诸行动，那么通过小说或电影去幻想便是件好事。晚年的罗伯-格里耶已是公开站在“文学”的一边，甚至千里迢迢到美国的各大高校去任教。

    相对于别国的“无情中立”，法国本土的媒体向文坛老将表达了敬意：《世界报》博客专栏作家、记者皮埃尔·阿苏莱（Pierre Assouline）写道：“怀念格里耶的自由，他的幽默，他的智慧，他的渊博与他的独立精神。” 《费加罗报》认为，罗伯-格里耶不仅是位作家，也是位文学理论家。他不仅刷新了小说的写法，也刷新了人们写作与阅读的经验。罗伯-格里耶是终身的“学院派挑衅者”，他给文学历史留下了“一种有特色的写作理论概念”。

    还有一种说法也颇有代表性：文学评论家约翰·弗莱切（John Fletcher）称罗伯-格里耶为“法国最重要———却未必是最伟大———的作家，他毕竟改变了世界文学的面貌”。 （记者 张璐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