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大众传播媒介兴起，娱乐资讯不断扩张，市场冲击学术的时代，文艺批评遭遇深刻的信任危机，近几年来，对文艺批评指责的声音也不绝于耳，对文艺批评的评价问题已成为学界和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文艺批评是否已经“媒体化”、“市场化”和“吹捧化”？应该如何评价我们这个时代的文艺批评，如何评价我们这个时代的学院批评？学院派的文学批评是否真的丧失了对当下新鲜文艺创作进行批评的能力，而其内在原因为何？文艺批评的问题究竟是什么，而在一个大众文化强势崛起的媒介时代，批评何为？

    不久前，北京市文联与《文艺报》、《文艺研究》共同主办的“2007北京文艺论坛”上，多名学者对当下市场经济环境中“批评与文艺”之间的复杂关系展开了热烈、深入的理论探讨。我们选取与“如何评价我们这个时代的文艺批评”主题相关文章，并经各学者本人修订，以飨读者。

    崔卫平：今天大多数电影的叙事创作不过停留于表面

崔卫平(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平时我们经常遇到的情况是——今天的许多作者并非十分清楚自己面对的和正在处理的对象是怎么回事，他知道的并不比他的描写对象更多，他的视野与他笔下的人物是同步和同一的，他一点也不超越于他们，而是停留于他们当中，混同和混迹于自己笔下的人物之间，过于拥抱他们，在某些情况下描写的对象直接就是作者自己。作者本人在现实中所处的既定空间，与通过叙事呈现形成的空间是重合的。

    我将这种现象称之为缺乏想象力。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摹仿论”来概括今天大多数电影的叙事创作——不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摹仿论”，而是一种比较粗鄙的、停留于事物表面的做法，在一种完全是现成的、日常生活的光线之下，亦步亦趋地摹仿人物或事情的外表，事情原来看上去怎么样在作品中依旧如此，不存在比如王小波说的“掉一个面”来看看。

    当作者本人不能够或拒绝理解所描写的对象，那些人与事，不能够释放比日常现实稍微多一些的想象性空间，这种工作就落到了批评者的身上。本来应该由作者提供的阐释空间，变成需要批评者进驻和工作的场所。这就是所谓批评工作的想象力。

    在很大程度上，起码小说这种东西就是用来揭露或除魅的。与绘画、诗歌不同，叙事作品拥有一个长度，在一个较长时间的观察之后，总得交出一些不同寻常的结果和结论。终点不能等于起点。当然，自浪漫主义以降，许多艺术家最多也就是一个堂吉诃德，自我陶醉在自己的幻想之中，跟着笔下的人物起哄，忘记了作为一个叙事者的本分。一个手边的例子就是姜文的这部《太阳照样升起》。

    包括姜文的剧组成员，总爱谈及姜文这个家伙鬼点子多，富有想象力。这部影片也力图给人这样的印象，它违反常规叙事的路线，弄出一些观众喊“看不懂”的东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的确是富有想象力的。很可能就像纪录片《男人》的作者胡新宇不理解他镜头面前的人物一样，姜文这部自传性很强的电影，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他迄今也没有理解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只是将某个时代塞到他头脑中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一股脑儿倒在观众面前，那些听来的故事与他自己的某些所好，没有经过恰当的梳理和认识，就被抹上“酒精”当做“诗意”推荐给了观众。

    像堂吉诃德满脑子骑士小说中的幻觉一样，姜文的头脑中也装满了那个年代的遗留下来的幻象。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部关于“遗物”的影片。周韵扮演的“疯妈”是一位“遗孀”，她从死去的丈夫那里继承来的“遗产”有：“遗腹子”一名、旧军装一套和一本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以及她丈夫的俄国名字“阿廖沙”。除此而外，影片中还有“娜塔莎”、“喀秋莎”、“叶卡捷林娜·亚历山德洛夫娜同志”等等，尤其是结尾处那样一种载歌载舞的篝火晚会，那种铺满鲜花的铁轨，降落在鲜花铺就轨道上的婴儿，它们都是一些过去年代的“梦遗”，如今的观众感到对不上“切口”是很自然的。

    在目前的中国，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中，伦理力量也可以说是稀有元素。停留于生活表面的那些描写，也停留于生活本身的缺少伦理。

    近年来再度复出描写“底层”的提法，并众说纷纭。电影中尤其是在小制作和独立制作中，主要题材都是反映底层人民的。但是其中也隐含了一个问题：作者的道德立场似乎集中体现在取材范围方面，同时仿佛因为表现底层就拥有了一种伦理上的保证，表现所谓弱势群体便有了一种先天性的正确和正义。而对于影片中的人物如何通过他们的行为呈现某种伦理力量，体现某种伦理精神，则考虑很少。与此相反，经常看到的潜台词是——“对于底层人民，你能要求怎么样？”言下之意既然是底层人民，在道德上、尊严方面的要求就应该低人一等，或者另设一套标准，仿佛那些在重压之下的底层人民，就无需考虑如何做一个真正的人。

    比如2006年获柏林金狮奖的影片《图雅的婚事》（导演王全安），它把曾经是西北汉族地区发生的“拉帮套”（两个男人一个妻子）做法挪到了内蒙地区，穿上了鲜艳民族服装的女主人公当然更能够引起国际评委的同情好感。这位叫做图雅的女性因为丈夫巴托残疾，声称“谁能够养活巴托就嫁给谁”，经过一番周折，她成功地将新夫婿带回家中，此做法被视为“艰难时期光辉人性的体现”。但是有谁去考虑过那位丈夫的感受？他是否仅仅因为前妻依旧赏他一口饭吃不被赶走而感激涕零？难道残疾人就没有属于自己的尊严、就应该被当做一条乞怜的狗吗？这位女性白天给两个丈夫做饭，晚上与其中一个上床，一边是忍辱负重，一边是新婚和性爱，她的感受如何？如果这位图雅与丈夫没有感情了，为什么不送他去养老院，影片中明明有这样的转机；而如果是有感情为什么还要与别人结婚？为什么底层人民因为生活压力，就不能享受作为一个人应该享受的尊严和尊敬、享受完整的生活和完整的感情？

    如果在描写底层人民的同时，运用另外一套伦理判断的标准——人的无奈成了这个人的美德、道德上的漏洞成了天真无邪、有道德的人成了生物性的人，这是不是意味着对于底层人民的另外一种歧视？这些都是需要今天的批评工作者反思的。这当然不是说要拔高底层人民，而是将他们看做与我们一样，需要经过同样的锤炼和打磨，这是任何人不能回避的人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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