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里耶与“新小说派”作家_读书频道

1957年11月17日，阿兰·罗伯－格里耶与妻子卡特琳娜·罗伯－格里耶从巴黎出发，开始了他们的新婚之旅。他们先后到了米兰，威尼斯，里耶卡，然后又乘船去杜布罗夫尼克，赫斯戈诺维，科托尔，再返回杜布罗夫尼克，最后回到巴黎。这是一次完美的蜜月旅行。在杜布罗夫尼克，他们住的那个房间，曾是塞尔维亚国王的姐姐的
房间。卡特琳娜·罗伯－格里耶的《新娘日记（1957－1962）》（以下简称《日记》）中不仅记录了优美的东欧风光，更写下了这对爱人新婚之旅的甜蜜。

尽管如此，两人外貌上的差距却很难让人把他们与夫妻联系起来。有很多人在第一次见面时都认为卡特琳娜是阿兰·罗伯－格里耶的女儿。当时的卡特琳娜·罗伯－格里耶27岁，但看上去只有十七八岁的样子，她在演出戏剧时更被观众认为只有9岁。而阿兰·罗伯－格里耶从青年时代起就已经显得满脸沧桑，在成名后更是经常以满脸的大胡子形象示人，更显得老成。

蜜月旅行之后，他们开始了共同的生活中分享着共同的爱好：戏剧，电影，脱衣舞，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文学。作为一名亲密的旁观者，卡特琳娜经历了阿兰·罗伯－格里耶从藉藉无名到成为新小说派领头人的过程，亲历了新小说的崛起，见证了与罗伯－格里耶和新小说派有关的几乎所有事件。所有这一切她都忠实地记录在自己的日记里。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部《日记》既是她与阿兰·罗伯－格里耶的私人生活素描，更是记录了她亲历的新小说发展的进程。

尽管在当代法国文学史上，“新小说派”已经渐趋成为历史，这部《日记》还是为人们了解阿兰·罗伯－格里耶本人，了解他的创作，了解围绕在他周围的与新小说关系密切的其他人，以及曾经影响广泛的整个“新小说派”甚至“新电影派”，都提供了充满感情的另一扇窗户。在出版说明中，编者特意声明“我们竭力保持句子的原样”，而且“这里什么都没有被删去，甚至涉及到罗伯－格里耶一家的那些东西”。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本日记最大限度地记录了真实。

真实感首先来源于对阿兰·罗伯－格里耶的描写，从这扇窗户看到的阿兰·罗伯－格里耶显然与人们之前了解到的作家有着诸多的不同。从外表来看，阿兰·罗伯－格里耶是一个表情严肃的人，满脸的大胡子，带点狡黠的眼神，看上去非常精明。在很多人眼中，只有阿兰·罗伯－格里耶的职业形象。他首先是“新小说”的核心，一个为了“新小说派”的发展殚精竭虑的人。新小说的发展的确有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他的聪明才干。但是在卡特琳娜眼中，阿兰·罗伯－格里耶不是一个扁平的作家形象，而是一个活生生的、立体的人，而且是一个过着“隐藏了秘密戏剧”的生活的人。他不再是“为有教养的资产阶级而写的文学教科书所描绘的所有天才作家那样，有一副光辉的形象”，而是一个“骗子”，“他骗人骗得太高明了，所有人都把他当做一个彻底幸福，心里平衡，没有是非的人；只有我，我知道他是玛提亚斯，是《嫉妒》中的丈夫。”没有人能够像她一样了解阿兰·罗伯－格里耶。不仅仅是了解而已。在“隐藏了秘密戏剧”的私人生活方式上，卡特琳娜和阿兰达成了和谐的一致，尽管并非从一开始就如此。

尽管披露了一些私生活场景，但是日记的内容并没有局限在记录私人生活场景的层面上。这本日记不仅仅在于向读者揭示了阿兰·罗伯－格里耶与众不同的私人生活，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忠实地见证和记录了处在上升与发展时期的一个文学派别的先锋人物的主要活动，与之相关的新电影运动，尤其是真实地刻画了新小说内部各成员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作为新小说派领袖人物的妻子，虽然由于感情因素的影响，卡特琳娜的叙述有时不可避免地显得不那么客观，但是她的日记却毋庸置疑地拥有其他材料所无法呈现的真实感和在场感。

除了阿兰·罗伯－格里耶之外，新小说的主要代表人物还有米歇尔·布托，娜塔丽·萨洛特等人。《日记》也为观察这些新小说派的风云人物提供了另一种角度。当时罗伯－格里耶已经成为公认的新小说的核心人物，但是他与新小说派的其他作家之间的关系却并非人们想象中那样融洽。关于现实主义，他曾经有过这样的评价：“但是，假如他们都聚集在这一面旗帜下，却不是为了进行一场共同的斗争，而是为了彼此之间分裂。”略带讽刺的是，这样的论断似乎同样适用于新小说派。那张拍摄于午夜出版社门前、被后人称为新小说派“全家福”的照片展现的和谐与团结并没有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忠实的搬演。《时间表》的作者米歇尔·布托就曾向午夜出版社的负责人，也是新小说派的幕后推手热罗姆·兰东表示，他不喜欢阿兰·罗伯－格里耶。根据《日记》的作者的说法，布托对人们把他也归于新小说派的说法并不以为然，“米歇尔几乎总是跟他（指罗伯－格里耶）作对……他总是忘记新小说派，并摧毁着它的神话”，并且乐于看到阿兰·罗伯－格里耶受到媒体和其他作家的攻击，就是因为后者没有毫不犹豫地喜欢《时间表》。尽管这样的记录和评论难免带有主观色彩，它仍然为我们了解至少一方的真实想法提供了证据。

如果说，作者对米歇尔·布托的刻画主要是在创作和个人观点的差异，那么对新小说派的另一个风云人物娜塔丽·萨洛特的刻画则更侧重个人印象。在新小说派的主要作家中，娜塔丽·萨洛特是年纪最大，也是最早开始创作的人。不仅如此，在理论方面，早在1956年萨洛特就已经出版了《怀疑的时代》，这部著作被公认为新小说派理论纲领，比罗伯－格里耶的论文集《为了一种新小说》要早七年。因此无论从理论还是作品方面来说，萨洛特都是新小说派当之无愧的先驱。在罗伯-格里耶逐渐成为新小说派的核心之后，萨洛特的反应是十分微妙的。她曾经拒不参加美第契奖的会议，因为在《新法兰西评论》某一期的作者排名中罗伯－格里耶排在了目录的首位，而她只排在第四位。“她把这事闹大了，还要求伽利玛等人出面干预，给她一个受尊重的地位。”在卡特琳娜的眼中，这完全是一种“病态”，一种“精神问题”。

在创作上，萨洛特力图通过语言来直接反映人的潜意识，这也是她的作品中为人称道的一大创新。但是在卡特琳娜的眼中，萨洛特似乎把这种探索也贯彻到了现实生活中，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很少看到一个女人生活和思想得那么复杂，为了一切而自我折磨，在每一句话底下都要看出另一种意思，在种种的简单之中寻找复杂化。跟她说话，跟她一起生活是多么累啊！……她不寻求最简单的解释，而是寻找最含混的、最迷茫的阐释。你必须是阿兰，并且有他那样的耐心，才能忍受她。另外，我想，她还跟半个巴黎的人吵过架。所有那些写作的女人都是无法忍受的，她尤其如此……”在《日记》中，卡特琳娜为《陌生人肖像》的作者描绘了一幅极度敏感的、不幸福的女人的肖像。通过这样的描写，读者可以了解到这位著名的女作家的生活中的另一面，或许更真实，或许也只是另一种描写而已。我们可以确定的一点就是，某时某地，萨洛特这位女作家曾经给人以这样的印象。这种印象也许只是主观的、零散的，相对的，就像是散落一地的镜子的碎片，但是客观同样不是完整的绝对存在，它不在别处，就存在于无数片主观的碎片映出的内容之中。（孙圣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