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的孙长江也开始着手写作另外一篇关于真理标准的文章；而几乎就在同时，远在南京的胡福明却突然收到了《光明日报》王强华的回信和文章清样。1978年1月14日，胡福明收到来信与文章清样后，便着手按所提意见修改。从此以后，稿子来来往往好几个来回。
胡福明当然不知道，此时《光明日报》的人事发生了重大变化，那时杨西光已调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重要岗位。1978年的4月间，胡福明得到一个机会去北京参加一次全国哲学讨论会，他又一次见到了王强华，也见到了当时正在着手写同一论题文章的孙长江。饶有趣味的是，孙长江还是胡福明50年代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哲学研究班时的老师。
后来，江苏省委原常委、著名学者胡福明回忆说：“我到北京开会当天晚上，王强华就把我接到了《光明日报》，接到了杨西光同志的办公室。杨西光同志是《光明日报》当时的总编辑，是胡耀邦同志把他调过去的。在他办公室里碰到了马沛文、王强华还有孙长江；孙长江是原来人民大学讲哲学史的老师，一看见嘛，很高兴，多年不见老师，同是经过了‘文革’的劫难，也更亲切一些，于是大家都坐下来。杨西光同志手里拿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清样，对大家说，各位同志都拿到这份清样了，福明同志这个稿子，今天正要听大家的意见，我们要修改。他说，
4月2日哲学版就要发表了，我看了以后，我认为这篇文章很重要，放在哲学版里发表太可惜了，应该作为重要文章放在第一版去发表。当然，还要修改，文章还要提高质量。”
据《光明日报》原副总编马沛文讲：“是胡耀邦亲自点将把杨西光调到《光明日报》的，是胡耀邦决定把他调来的，因为胡耀邦当时不仅是党校副校长，还是中组部的部长，他当然有这个责任调配干部。调配干部的目的，就是要把北京的四大报刊从二比二变成三比一，什么叫二比二变成三比一呢？就是胡耀邦认为《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是批判‘两个凡是’的，反对‘两个凡是’的；但是《红旗》杂志和《光明日报》是宣传‘两个凡是’的。因为当时这篇文章的意义非常重大，杨西光就是要这篇文章产生比较大的反响，要发生轰动性的效应。他就把这个文章送到党校，为什么送给党校呢？说来也是巧合，因为杨西光来《光明日报》之前就是党校高级班的学员，当时就参加了跟实践（标准）有关的讨论，因此他认识了理论研究室的主任吴江、理论研究室的干部孙长江。”
据马沛文回忆，当杨西光得知中央党校也正在写同一论题的文章时，决定将胡福明的那篇文章的校样稿交给中央党校，由他们去修改完善，然后再定夺发表。原中共中央党校教员孙长江在接受湖北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说：“我在差不多写完了的时候，杨西光就派王强华把胡福明这篇文章的校样送来了，拿给我看，送给吴江，吴江又给我。吴江看完了说，这篇文章思想跟我们的差不多一样，你把这两篇文章捏在一块，把我的跟他的捏在一块，文章里有用的就拿过来，把它写成一篇。”
当时，一南一北几乎同时酝酿出实践标准这一重大论题，而胡福明、孙长江两位主笔居然又有着师生之缘，这恐怕并不仅仅是命运的巧合。中共中央党校原教员沈宝祥接受采访时讲：“当时同一个时期有3个地方写出同一主题的文章，一个是《人民日报》，他们发现了这个问题呢，就请哲学家邢贲思写一篇真理标准问题文章；一个呢，中央党校在学员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的基础上，觉得是非标准问题需要进一步写文章，所以吴江跟孙长江两个研究决定要写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文章；第三个地方是南京的胡福明，那是他独立的思考，写成了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样的文章。3个地方写出同一主题的文章，英雄所见略同，这反映了客观需要，大家都想到一块去了，这个问题是共同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一种巧合，但是这种巧合背后有着必然性。”
5月10日，这篇经过反复修改，定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稿子最终在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刊出，11日《光明日报》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公开发表全文，新华社当天即向全国转发，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又予以全文转载。这篇历史雄文共分为4个部分：一、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三、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四、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在文章结尾，作者勇敢地宣称：“凡是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文章的发表在当时沉闷窒息的中国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
11日一早，胡福明听到了中央电台的广播，随后看到了《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时，胡福明喜不自禁，高兴地拥抱着妻子说：“我们终于胜利了！”然而，文章的发表很快就遭到了严厉批评和斥责，一时间斗争的硝烟四处弥漫。从一开始，这篇文章就被上升到路线问题、旗帜问题上来。
13日，《红旗》杂志负责人质问新华社社长曾涛：“新华社向全国转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错误的，这篇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政治上是砍旗的。”国务院研究室一位负责人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指责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胡绩伟遂电话转告杨西光，杨西光坚定地说：“这篇文章根本没有错！”
这一天，有人到胡耀邦家中，很严肃地对胡耀邦说：“文章起了很坏的作用，把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分歧，公开暴露在报纸上，不利于党内的团结。”后来，还有人转告胡耀邦：华国锋说理论问题要慎重。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遭到最高领导和宣传部门领导的责难，而此时这篇文章的“始作俑者”也承受到巨大的压力。当孙长江的妻子一听文章是“砍旗”，压力很大。胡福明的一位朋友对他说：“老胡，你已经转进了中央高层内部的斗争了，风险很大，你知道吗？这可是已经陷进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了，要有思想准备。”胡福明表示：“我已经有思想准备了，我准备要坐牢。”并半开玩笑地说：“你呢，我们是老朋友了，你要给我去送饭。”
那些日子里，杨西光整天眉头紧锁，神色严肃。王强华的心里也是沉甸甸的。一天下午下班后，王强华到杨西光的办公室汇报工作，只见杨西光独自坐在办公桌前，只是喃喃自语：“有什么了不起，大不了把‘乌纱帽’给摘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刚刚发表时，邓小平没有注意。后来，他听说有人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反得很厉害，才找来看看。5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时即明确表示：“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
于是，在真理标准讨论面临夭折的困境这一关键时刻，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以一个伟大政治家的气魄和敏锐抓住了这一历史契机，发出了坚毅的声音。5月30日，他在同几位负责人谈话时说：“……只要你讲话和毛主席讲的不一样，和华主席讲的不一样，就不行。毛主席没有讲的，华主席没有讲的，你讲了，也不行。怎么样才行呢？照抄毛主席讲的，照抄华主席讲的，全部照抄才行。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这是当前一种思潮的反映。这些同志讲这些话的时候，讲毛泽东思想的时候，就是不讲要实事求是，就是不讲要从实际出发。……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掷地有声的讲话，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有力的支持。
军队率先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在全军政治工作筹备会上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篇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好文章。它提出了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就是要宣传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宣传一切从实际出发，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一步也前进不了。”
这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严厉批评了个人崇拜、教条主义和唯心论，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要求部队干部要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榜样。
胡耀邦再次组织中央党校撰写《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反驳种种责难《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又一次得到罗瑞卿的大力支持。罗瑞卿先后仔细看了三篇，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要求文章做到无懈可击。在他即将去联邦德国治病之时，还惦记着这篇文章，上飞机之前还指示《解放军报》负责人：“那篇文章，你们放胆发表，可能有人要反对，我负责，打板子打我。”“这篇文章如果要挨打，我先挨50板。”遗憾的是，罗瑞卿不久即病逝，没有看到真理的最后胜利。可以说，对这篇后来被称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姊妹篇的文章的关心，是他最后参与的一项政治活动，把他最后的生命奉献给了真理，成为真理旗帜上一颗闪耀的明星。
7月21日，邓小平找中宣部部长张平化谈话，指示他：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为了将讨论进一步引向深入，邓小平离开了北京，他先后去了四川、广东，9月又到了吉林。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这是到处点火”。邓小平所到之处，都宣讲实事求是的精神。
9月16日，邓小平在听取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指出：“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现在党内外、国内外很多人都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什么叫高举？怎么样高举？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