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是北京大学资深教授，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他对20世纪中国思想、文学和社会的研究，特别是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与精神的考察，对20世纪经验的总结和反思，受到了海内外的高度重视。《我的精神自传》是他做知识分子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成果。他以自己为研究对象，对70年代末至今中国文化界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反思。他以鲁迅为自己的精神资源，持续进行着自己的社会批判，并表达着自己的现实关怀。

    将苦难转化成精神资源

    张弘：《我的精神自传》中，你强调要将苦难转化成一种精神资源，这应该是很多知识分子的愿望，但是对于经历者来说要有较强的反思能力，而相当一批人未必具有。

    钱理群：这个问题有几个层面。首先，存不存在苦难？这是一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拒绝遗忘，历史是有光明的，但是也有黑暗和苦难，现在的问题是，黑暗和苦难被遮蔽了，所以我们要谈。另一个层面的问题是，记忆本来有一个特点，叫做避重就轻。大部分人都不爱回忆苦难，爱回忆美好的东西。这是人之常情。我们总不能让大家总是沉浸在痛苦的回忆当中——那既不现实，也没有必要。但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是不同的。他有责任，否则历史就会被遗忘了。如果历史被遗忘有两个层面的问题。首先，历史的经验教训不能吸取，历史有可能重演。另外，在每一个苦难发生的时候，总有一些人在当时就出来反抗。他们是中国真正的脊梁，是真正的民族希望所在。所以，我们讲苦难，不完全是一个消极的概念。

    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传承历史的优秀遗产，这个使命应当由知识分子来承担。我们不能总停留在义愤、控诉和痛苦当中，而应该把它提炼出来，升华成我所说的精神资源。我要讲的这段历史，现在的年轻人未必有兴趣。但是，人们总有一天会回到这个历史上来。不要等到后人需要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什么也没有给他们留下来。那我们就对不起后人——这是我写《我的精神自传》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个书也是给现在愿意思考中国问题的年轻人看的。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我们那一代所面对的问题，诸如知识分子主体性问题，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关系问题，自然人性论与个人主义问题等等，在今天仍然是现在的年轻人所要面对的问题。每个问题我都没有给出完整、完美的答案。而是把自己思考遇到的困惑以及没有解决的问题如实地说出来，希望和年轻一代一起来讨论、思考。

    最大的是国民精神问题

    张弘：你在书中说，鲁迅、王瑶这样的知识分子有自己的理想，但不是策略家，无法提出可操作性的方案。在思想家和实践家之间，你似乎更看重前者，为什么？

    钱理群：我是讲，不同的知识分子有不同的选择。总体来说，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这块土地，以及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应该有一种血肉联系。这种联系的方式可以不一样。第一种层面，他是理论家，把现实生活中提出的问题上升为一种形而上的理论。这种工作在我看来是知识分子的第一职责。他的任务是给社会提供一种新的理念，价值理想。从表面看，这种理论和现实没有关系。比如康德，他的哲学看来与现实生活没多大关系，但是实际上它有一种更深刻的联系。但是，在我看来中国现在基本上没有这样一个人。第二种层面，他有自己的理想，他用这种理想来批判现实，他的主要职责就是批判，他是批判者，比如鲁迅。这两个层面的，我们都称为思想家，一个是创造者，一个是批判者。第三个层面的是实践家，他们将思想、理论转化为实践，在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发挥作用。第四个层面的，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学院里的学者，所谓“关起门来做学问”的人。他的任务是积淀，传播、传递知识。这四个层面的知识分子承担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思想家要讲彻底，实践家要讲妥协。每个人都应该有我所称的“边界意识”。你要明白，自己的意义在哪里，局限在哪里。

    张弘：你认为自己属于那种层面？

    钱理群：我通常扮演两个角色。有时我是从思想者的角度，那我的思想很彻底，在别人看来可能很激进，因为我是强调自己的理想，不考虑实践的。但是，有时我也参与实践。

    这个问题鲁迅过去也讲过。学术要讲“冷”的，行动是要讲“热”的。我现在最大的矛盾是，我非常迷恋从容、安详的学者状态，我愿意做一个学者，学者是要关起门来做学问的，但是一介入现实就成为一个公众人物。而公众人物要付出极大的代价，除了时间和精力之外，你处在很多目光关注之下，谁都可以议论你，批评你。我解决矛盾的办法就是脚踩两只船，不断变换重心。我这种个人选择，有很多矛盾，也有很多缺陷。

    中学生可以读懂鲁迅

    张弘：鲁迅在你的精神资源里面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你怎么看待其他的精神资源？

    钱理群：从理论上来讲，我们应该最广泛吸收精神资源，很明显仅有鲁迅是不够的。我们要借鉴中国传统的精神资源，还有同时代人包括胡适的精神资源，还有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精神资源。这些年我强调鲁迅的精神资源，是有一定的针对性的。因为我们现在在寻找精神资源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单一强调传统资源。有一派人讲传统就是古代传统。而另一派人就是强调西方传统，一定程度上忽略了20世纪中国自身的经验。我个人认为，20世纪中国自身的经验在思想文化上，最高的是鲁迅。当然，有些学者认为是胡适。我觉得，鲁迅的资源可能更带有中国本土的原创性，这是我强调鲁迅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一直有一个观点，一个民族要出一个伟大的人物很难，但是，要真正认识一个伟大的人物更难。我觉得一个令中国人非常骄傲的一点是我们有鲁迅，我与很多海外学者接触，他们都很佩服、很羡慕中国有一个鲁迅。

    张弘：你也在中学做过尝试，就你了解的情况看，现在的中学生能否像你一样走近鲁迅？

    钱理群：这个我比较有发言权，这些年来我一直尝试到中学讲鲁迅。我给他们上课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让他们从拒绝鲁迅到接纳鲁迅。我到过的学校有我的母校，南京师范大学附中，还有北大附中，北师大实验中学。我自己亲自讲，听课的学生很能接受。虽然听到底的学生不多，但是，听的人收获很大。我编了一个教材，现在已经被国家教委审定通过了，作为高中学生的选修课程。这个教材江苏省就订了七万册。我们同事还编了教学参考资料，给中学老师一定的辅导。

    我有一个观点，只要具备两个条件的青年，一定会在不同时期、不同层面上走近鲁迅。一条是具有一定文化程度——没有一定文化程度读不懂鲁迅。第二条是思考问题或者说对现实不满，对自己思想不满，希望有所突破。因此，对鲁迅的态度，其实和每个人的选择有关系。如果这样的估计没错，确实有相当多的青年在拒绝鲁迅。但也有一批青年在走近鲁迅，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可证明：鲁迅的著作特别畅销，甚至包括我们讲鲁迅的著作也始终畅销。当然，读鲁迅的读者比例不大，但是绝对量不小。从另一方面来说，鲁迅也不需要所有人都接受他。我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孔子非常热，鲁迅比较冷。但是，孔子正在交华盖运，鲁迅反而正在恢复正常。因为大家都在捧孔夫子，但是真正读他书的人很少，这是孔夫子的悲哀。从表面上看，鲁迅比以前冷多了。其实以前大家都读鲁迅、学鲁迅那是不正常的；现在的鲁迅，有人欢喜，有人怕，有人骂，其实是正常的。

    张弘：按照你说的这种情况，选一部分鲁迅作品作为大学的通识教材是不是更好？

    钱理群：大学生应该更多的接近鲁迅。我有一部分资料没有整理出来，根据很多学生的反应来看，不同年龄对鲁迅有不同的认识。我一向认为，鲁迅是常读常青的。读鲁迅有一个特点，就是与读者的生活阅历有关系。阅历太浅，可能读起来就有一定的困难。(《小康》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