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著作等身来形容一个文化人的成果，于被形容者而言是非常荣光的。我也相信，一个文化人，只要一生努力，勤奋加天分，是能够做到著作等身的。这样货真价实的大学者、大作家，古今中外都有。令人信服、让人景仰。

    然而，时至今日，如果再用著作等身来形容一个人，就不免让人疑惑，让人怀疑这个人等身的著作中究竟有多少是干货，有多少是水货。

    比如，最近有一位较有名气的文化人，出版了一本新书。作者在书的封底有一段自我简介，简介中除了罗列自己大量的文学作品外，还有一句话非常惹眼：“出版学术著作35部”。我好奇的是，这35部学术著作是什么样的学术著作。是专著还是编著？是独著还是合著？他没有写明，我姑且理解为独立完成的专著。不过，学术研究是慢工出细活的，这位文化人在大量的文学创作活动之外，还有这样的学术产量，不得不让人刮目相看。35部，不等身，也差不多半身了。另外一位引起我注意的是前一段时间因与学生发生纠纷而扬大名于其专业研究领域之外的某先生。特别是他除了多部学术著作外，还曾经写了1000多篇论文。1000多篇论文是什么概念？如果折合成著作，大概也有几十部吧。看来等身也是不成问题的了。

    以上两位学者的“学术精力”和“学术创造力”都让人佩服。然而，他们却让我想起了一个人———胡适。胡适先生一生的学术贡献当然是海量的，但他在具体的学术著作的写作上却万分小心。其自律之严，几乎到了苛刻的地步。比如，他在学术创作上有一个长期以来为人所笑的外号“上卷先生”。这是讥笑他的多部学术著作只有上卷，没有下卷。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他的学术开山之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和《中国白话文学史》。那么，这些著作的下卷，真是胡适才穷力尽写不出了么？非也。实际情况是，胡适对自己要求太严，在某些学术问题没有搞清楚之前，不愿意轻易下笔。《中国哲学史大纲》下卷的写作就是因为他始终在中国佛学研究上不能让自己满意，才迟迟未能动笔，以至留下了在外人看来是遗憾的一桩半拉子工程。而在胡适自己，却未必这样想。如果胡适也追求著作等身，恐怕他早已不是一个“等身”了，十个“等身”也不在话下。胡适没有这样做，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爱惜羽毛”。而今天的某些学者，缺乏的就是胡适的这种爱惜羽毛的精神。不能怀疑，对著作等身情有独钟的那些文化人，他们在某些领域中的研究是严谨的，在某一部著作的写作中也是严谨的，但就其成果的整体而言，却不能一以贯之。其著作的良莠不齐也就是必然的了。

    现在更有那一等人，在文化界因缘际会有了一些名气，便忙着多快好省大干快上地“制作”学术著作。有的是炒冷饭，有的是偷工减料掺水加沙，有的则干脆做起了文抄公。如此作为，既败坏了学术风气，也损害了个人的声名和品格。这些人与胡适相比，二者在做人和治学上境界的高下，真不啻霄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