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真知——“文革”前夜的毛泽东
邸延生著 新华出版社
前言
邸延生
《历史的真迹——毛泽东风雨沉浮五十年》90章（1893—1947年）和《历史的真言——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纪实》157章（1946—1962年）两部书相继出版后，得到社会各界的积极肯定和好评，收到了许多朋友和老一辈革命家的来信，也有许多同志进一步提供了一些有关毛泽东生前的史料史实，嘱我动笔继续认真写一写毛泽东的后期经历；有鉴于此，我征求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和新华社与出版社一些同志的意见，同时征询了毛泽东的家人和诸多革命前辈的意见，得到了他们的积极支持、鼓励和帮助。2003年，时逢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之际，新华出版社作为重点项目又郑重推出了我写的毛泽东传记文学四部十卷集《毛泽东风雨沉浮四十年》（三卷）、《毛泽东八年抗战展雄风》（二卷）、《毛泽东国共交锋定乾坤》（三卷）和《毛泽东纠“左”反右走惊雷》（二卷），并于2004年9月出版了《历史的真情——毛泽东两访莫斯科》42章（1949—1957年）。
毛泽东离开我们已经29年了，但他的思想、他的伟大形象、他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和他和蔼可亲、艰苦朴素的生活实践，他呕心沥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他的理想、抱负、胸怀、情操、神采和风范，就连他日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至今留存在亿万人民心中。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和我们常人一样，有着普通人一样的喜怒哀乐，有着同我们大家共通的乃至更深一层的感情世界；只是，他不同于常人的艰难的革命经历，他曲折的人生历程，又使他练就和具备了不同于常人的伟大胸怀和无比坚强的意志与性格。他办事果断，认准了的事情决不犹豫，决定了的事情决不退缩。用他自己曾经说过的话：“我毛泽东决不走回头路，也不办后悔事！”——他一生是个强者！
写伟人难，写伟人的传记更难；写毛泽东难，写毛泽东的传记同样难，要想写好毛泽东晚年的许许多多更是难上加难。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农村广泛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再加上严重影响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的“文化大革命”，使人们对晚年的毛泽东无从下笔，总感到不好写或不敢写。起初，许多好心的朋友和同志也曾多次劝我不要写毛泽东的晚年经历，但如果不写，又使我按捺不住要写完毛泽东伟大的一生的强烈欲望。于是我决意在写完毛泽东的前70多年以后，续写毛泽东的晚年和他领导与发动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这一时期的内容很多，所涉及的范围很广，所牵连的人和事也很多。我想，要写就全面地去写，实事求是地写，从毛泽东的生活写起，从毛泽东的点点滴滴写起，从他的一言一行写起；从他的诸多大事写他的伟大与正确，也不讳忌写他的失误。只有这样，才是历史中真实的毛泽东。纵观中国的“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包括1959年的庐山会议，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的重大失误是推卸不了的；中国有句名言，叫做“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也是将这部书的书名定为《历史的真知——“文革”前夜的毛泽东（1959—1965年）》的原因。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明确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性质和毛泽东的重大失误，同时也明确了这也是全党的失误，这是公正的，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也是广大的人民群众所能接受的。
在写作过程中，我走访了许多曾经工作和生活在毛泽东身边的老同志，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和档案，得到了包括毛泽东的家人以及中央办公厅、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校、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新华社办公厅、新华出版社、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韶山毛泽东故居纪念馆的许多新老同志和朋友们的热忱鼓励与帮助，在此谨向他们表示由衷地感谢！在采访过程中，凡是毛泽东生前到过的地方，我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去，有些地方不止一次地去；尽可能多地了解和掌握一点一滴的细节和珍贵的史料。我到过北京的中南海、府右街、万寿路、毛家湾、西郊机场和香山，进过人民大会堂，登上过天安门城楼，到过武汉、南京、上海、广州、杭州、南宁等地，并不止一次去过北戴河、保定、邯郸、济南、郑州、长沙和毛泽东的家乡韶山；以前我还特意到过湘潭和井冈山，到过萍乡、瑞金、遵义、大渡河、延安、西柏坡等地。
这部书共分了5篇、45个章节、计60余万字，总体包括了毛泽东在这段时期内的主要工作经历和部分生活画面，肯定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尽管我做了最大努力，由于自己的水平有限，所掌握的理论知识和所具备的政策水平有限，所了解到的实际情况和搜集到的历史资料有限，诚望诸多老一辈革命家和有真知灼见的朋友们给予诚挚的指导和帮助，诚望广大读者朋友不吝指正，不胜感激！
2005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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