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邓大军在1947年的那个寒冬》 作者：葛红国、裴志海
著 版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7年11月 定价：20.00元
老红军口述中的精神苦难
部队到了宿营地，分给刘邓休息的是一间黑洞洞的窄小的房子。这家有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太婆正煮稀饭。她自动盛了小半碗端给刘司令员，说：“喝口稀的吧！看，眼窝都塌下去了。唉！这么大年纪还当兵！”———这是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在六纵担任宣传部长的唐平铸后来的回忆。类似的回忆，在《冷的冬
热的雪：刘邓大军在1947年的那个寒冬》一书中比比皆是。
这就是该书吸引我的地方，采用了大量老战士的回忆录和口述（作者称，采访了300多个当事人）。原六纵十六旅四十六团团长唐明春则告诉本书的作者：“我是个老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参加过西路军、打过日本鬼子，什么苦都吃过。红军、八路军都是苦出身。可到了大别山，那日子比长征还苦，以后抗美援朝也比不上，要苦多了。……最让人受不了的就是心灵、精神上的苦！”这一段回忆，正是本书的基调。不仅艰苦，且有精神上的煎熬。大别山记忆，因此具备复杂的内涵和成为典型革命史样本的可能性。
为何会有精神上的苦，究竟苦成了什么样？这样的苦楚又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
历史的排除法
之前大多革命军史的叙事策略，通常是刘亚洲将军说的那样，“胜利浓墨重彩，失败轻轻带过”。而艰苦，自然顺利地转化了“豪迈”和“勇敢”，他们的逻辑很简单：革命者是特殊材料造成的。这样的一个假设就打破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逻辑。但历史又无情地验证了另一个常识，“高大全”和“伟大正”的说辞是荒谬的呈现。当这个常识成为历史书写者的共识之后，换句话说，在“后高大全时代”，该如何写史？
如果正面回答比较困难的话，那从反面用排除法———没有失败、没有挫折的历史，肯定是侮辱读者智商的历史。我想，《冷》书的两个作者，肯定是认同这样的排除法的。因为，我们看到了封面上“12.4万余人，只剩下5.86万人”、“兵败王家店”、“叫花子部队”等句子。除了王家店的败仗，书里还有柳林之败，还有包信集之败……如果没有这么些败仗，又如何能解释一半多的减员呢？仔细琢磨这些败仗，除了承认对手———桂系第十一师的战斗力强外，大别山被国民党控制得好，解放军缺乏群众基础，不适应山地战，地方反动武装多，感到孤独力不从心都是主要的原因。
同样的排除法，也适用于对那些革命者的书写。作为一个个的个体，作为一个人(这一角度，正是《冷》很值得称道之处，大量且不同层面尤其是基层指战员的亲身经历，构成了此书的主体，而不是对刘邓战略思想隔靴搔痒的重复)，他们的自私、怯懦、脆弱这些人性的缺陷和弱点并不会因为革命而统一消失，尽管我们愿意相信他们整体的水准高于常人。我注意到，原六纵的会计侯雨成说：“纵队财务科长陈景闻就开了小差……他可是‘三八式’的老革命了，抗日战争都挺过来了，在大别山却退缩了。”因为开小差的多，连长们一见到排长就要问，你们排有没有开小差的？而对于那些没有带枪开小差的战士，只是开个会，批评教育了事。在冬天快过完时，饱受无粮、无衣、战败等挫折后的军队，被“右倾”的思想笼罩，到了什么程度？原五十团三营副营长宁保喜回忆说：“打过高山铺以后……晚上行军时，前面有萤火虫，有人把它当成了手电筒的光，说敌人来了，部队哗地就散了。行军路过村庄休息时，水牛把麦秸垛拱倒了，也以为是敌人来了，部队又哗地散了。”要知道，高山铺一战，通常被说成是刘邓大军的“高山铺大捷”。而五十团所在的六纵，一直是刘邓大军的拳头部队，纵队司令王近山也经常被认为是电视剧《亮剑》主人公李云龙的原型。
与开小差和怕打仗相比，摘农民家的橘子、用望远镜哄骗农户说看到他们埋在地下的粮食并强借一半、把普通人家当土豪打了、强行拉走裁缝店的全部布匹这些事情已经算不上大事了。领袖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当然革命也不是一团和气，与老百姓毫无矛盾，你相信吗？
也许正因为如此，“保守主义者会借此把革命看成杀人越货涂炭性命的暴政”，而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研究员黄万盛，干脆把自己的新作命名为《革命不是原罪》(该书正好比《冷》早两个月出版)，以此为法国大革命进行辩护，为革命的初衷，为道德政治的初衷辩护。
“道义”与革命
“道义”向来是革命的重要旗帜和力量，但是不是革命的过程就是完美的道德典范呢？从《冷》书中提供的材料来看，我只能说，在整体上革命与道德是正比关系的，但就能因此拒绝承认此过程中的瑕疵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革命的过程中，为什么又会发生“整风”、“整党”的运动呢？黄在书中也承认：“我本人对雅各宾专政那种以革命的名义妄杀无辜的暴行也极为憎恨，对那种滥用道德的权威肆意地摧残人的身心灵肉的行为深恶痛绝。”这两条，大概就是革命的副产品吧，这样的副产品，在《冷》中，并没有回避，一是如前文所述，打土豪扩大化的行为，尽管无奈但也有不妥。二是对“宋埠杀匪”事件的描写，尽管刘邓大军受“小保队”的骚扰甚多，“小保队”杀了不少掉队的士兵或伤员，但是在宋埠一个小城，就杀了2000多人。当年主其事者，几十年后已是83岁高龄的肖永银将军对该书作者喃喃地说：“宋埠杀了2000多人，虽然镇住了土匪，但现在回头看看，是不是杀多了？”在战争年代，这样的行为可以理解成“不得已而为之”。但时过境迁，对暴力扩大化的警醒和反思就能被所谓的“同情之理解”替代吗？
虽然《革命不是原罪》不赞同这样的论断：一切从道德理想出发的政治都可能危害民主，成为暴政。但历史的现实告诉我们，在道德理想出发的革命，往往也会结出不道德的果实。对于革命者来说，对此种趋势的敏感、警惕以及及时地拨乱反正，是最重要的，在《冷》中，我们看到很多这种例子，比如参与摘橘子的六纵十六旅政治部主任陈孝被关禁闭一周，背上留党察看处分，而那个在树上的士兵差点被六纵政委杜义德愤而枪毙；为了筹粮，用望远镜哄骗老乡的六纵十七旅五十团侦察员赵石子的望远镜，就被政治处主任张镰斧没收，并将赵痛骂一顿；为了部队的棉衣而狠心拉走老裁缝店内所有布匹的当事人，原六纵十七旅四十九团宣传股长杨锦华，在几十年后还一直挂念着那一对老夫妻，他回忆说“我真怕自己再待一会儿就心软了”。在当时或事后的惩罚、反思、内疚，都是保证道德初衷能坚持下去的关键，是保证道义的力量能继续发挥作用的关键，自然也是胜利的保证。另一个角度的理解是，在极其恶劣的战斗环境中，革命者对最初的道德理想和初衷的触犯和不得已的违背，也许正是前文所说心灵之苦的原因之一。
1947年9月2日，刘邓在新县召开整顿纪律大会，邓小平说：“部队纪律这样坏，是我们政治危机的开始，这是给自己挖坟墓！”刘伯承也说：“如不迅速纠正，我们肯定站不住脚！”如果没有刘邓这么强的自我纠错意识，“千里挺进大别山”能成为日后那么光辉的词汇吗？同理，如果没有那些老革命家在回忆时坦承当年的问题和遗憾，如果没有《冷》书对当年的失败、毛病、失误以及革命者身上人性的弱点的呈现，我们所写的历史又能受到后人的尊重和在意吗？（书评人
袁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