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与盐的年代》至少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阅读：历史学、文学和现代性研究。

    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说，《米与盐的年代》可以被视为反事实历史（Counterfactual History）书写的一个优美范例。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未曾发生的历史》一书序言中说到，“我们(作者们)企图弄清过去的‘实际情况’，是一种历史的必要，因为我们必须同样地重视当时人们在事实发生前考虑过的各种可能性，而且对它们的重视应当超过当时的人未曾想过会出现的那个结果。”之前的或然历史小说（Alternative History Fiction）更多设想的是我们现有文明从某个特定时间点开始走上岔路后的图景，但《米与盐的年代》勇敢地迈出了一大步：它设想西欧的基督教文明———通常意义上的现代文明的摇篮———为鼠疫所毁灭。世界的舞台就此掌握在信奉佛教和儒家的中国，以及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手中，人类文明于是和欧洲、和基督教宣告脱离关系。

    作者的书写中心放在历史的必然性变化之上：佛教、儒家和伊斯兰教在科学出现之前作为启示性的知识结构的演进、与宗教相关的社会和政治建筑，以及更重要的———没有了基督教和殖民主义的两大文明如何接触、互动和迈入现代性意义上的现代。作者没有选择惯常的或然历史小说写法，主角没有努力寻找时间的分歧点以让自己回到“正常”的那个世界或者让这个“异常”的世界恢复正常，也没有让另一个世界中的阿提拉和努尔哈赤成为谐角，而是让秉承着相同精神的人物们（他使用了非常巧妙的手法象征化了传承），如我们启蒙时代的知识英雄一样，从宗教和日常经验中提炼出对世界的科学认识方法论，从而把文明导引上现代性的道路。

    读完此书，最大的困扰来自一种历史宿命感的压迫，虽然本书让中国人和阿拉伯人成为了主角，但历史的走向却与“白种基督教男人”唱主角的时候没有太大的不同：宗教中产生社会，迷信中产生理性，蒸汽机、加农炮、原子能、人权、女权、革命一样也不少，甚至连最后诞生的现代社会也与我们所经历的别无二致。这点不得不令人想起萨伊德在《东方学》中的名言“东方不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不是现实存在的东方，而是被东方化的东方，是被支配的客体，它是为西方而存在的存在。”这样的一个发展出与西方完全相同的文明的东方，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真正的东方，而非披着东方外衣的又一个西方呢？或者说，如果真的有一个中国-伊斯兰文化占主流的世界的话，这个世界是否有可能是别的样子吗？更深层的问题是，我们所处的世界是否可能用另外一套语汇进行解释，而这套语汇是否能够建构出另外一个世界？这是一个此书没能成功回答的问题。(罗小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