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拓荒
马礼逊在广州的地下传教生涯
来到广州后，基督教新教派往中国的第一个牧师马礼逊学到了一个新的中文词儿——“嘉庆”，这是当朝皇帝的年号，但是对于马礼逊来说，选择嘉庆十二年这个沉闷而敏感的年份来中国传教，并不是一件值得嘉许和庆幸的事情。这意味着他绝不能在公共场合暴露真实身份。
英国来客
广州的九月酷热难当，已经是深夜了，沙面85码头洋行街上一家美国商行的货栈里，还有一个人没睡。屋子里依然像蒸笼一样憋闷、焦躁，让人喘不过气来；湿重而黏稠的空气像凝固了似的，堵住了身体的每一个汗孔。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知道，今夜，他是无法入眠了。他叹了一口气，从皱巴巴的蚊帐里钻出来，点上蜡烛，决定把日记写完，再写几封信，用来打发自己来中国后的这第一个漫长的夜晚。
马礼逊画像。草莎纸的日记本还保留着海的气息，夹杂着咸丝丝的记忆，让他不禁回味旅途的风浪、劳顿和苦闷。从英国伦敦出发、转道美国纽约，最终到达中国最繁华的商埠广州，这漫长的7个多月里，他完全是靠着一遍一遍诵读《圣经》，一页一页在这个日记本上记录自己的冥想和期待，才终于一天一天打发掉这一大段无聊绝望的时光。
“当你经过水上的风浪时，我必与你同在。”《圣经》里，上帝曾这么应许过他，而且成全了他，使他平安地到达了中国。在马礼逊看来，这完全是自己一路上不停地祈祷和读经的结果；要不然，那小树叶一般飘摇在大西洋和太平洋波峰浪谷间的双桅船，早被淹没得无影无踪了。几乎每隔几天，随着浪涌袭来，船上总要上演一幕像群魔殿里才可能出现的景象：在头顶上炸裂的雷声和闪电，绳索的吱嘎声，帆布的拍打声，船长、大副和葡萄牙水手夹杂着老式英语和东方语言的叫喊声，倾侧的船舱里妇女和儿童的哭叫声，每次都要足足闹上一两个小时。如果是风暴来临，刮风之前先是有一阵天昏地暗，紧接着风暴隆隆地驶来，携带着难以形容的大雨，简直是整桶整桶地从天上倒下来。那情景，只有下过地狱的人才见过。
“到中国去的航程是最长最远的航程”，将近二十年后，马礼逊在他的母校霍克斯顿神学院的演讲中回顾航程中的大浪和风暴，仍觉得心有余悸：
出发一个月内，我们尚可看见青枝绿叶，但是过了南非好望角后，船就驶入了暴风雨常发的海域。
到7月份，要经过一段非常寒冷的地带，我们可以目睹比山还高的汹涌澎湃的巨浪直冲船头，使船身颠簸得东倒西歪。在那一带，有些最好的船的桅杆会被飓风吹折，有时甚至遭到沉船的厄运。
到了接近中国的南海，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船只的残骸漂流在海面上。如此一路航行直到9月，我们才能抵达广州。
但是，在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盛夏的这个晚上，马礼逊翻看着自己的日记本，却感慨不起来，心里只有庆幸的份儿。每天坚持写日记，是出发前他给自己规定的修行课。到达目的地之日，因为身心疲惫，过度困乏，这天的日记只写了寥寥几行：
1807年9月8日广州美国商行礼拜一
上帝的慈爱之手终于带领我到达被指派要我工作的地方。
我是在晚上抵达广州的。那集结在岸边的许多货船装卸的喧闹声，河上数百只民船来往穿梭时人们的大喊大叫声，都令我的情绪极度亢奋。当我乘坐的船驶过民船时，我看到有无数点燃的香火在其船头闪闪发光，向他们的神明表示崇敬。
我对自己说：“这许许多多无知的，但聪明灵活的中国人，我能为他们做什么呢？”
１９世纪初的一幅玻璃画，描绘了广州洋行的风貌。马礼逊到广州后，美国商行大班根据他从纽约带来的美国国务卿麦迪逊的介绍信，在商馆里为他提供了落脚处。在这段见闻后面，马礼逊又添了几句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的话：“可是，我又想到，我们不列颠的祖辈们是如何呢？在非洲的霍屯督人是如何呢？马大、玛利亚和约翰又是如何呢？”
他读了一遍上面的内容，扔下笔，一边在胸前画着十字，一边不住地责备自己：这闷热的鬼天气，真是把人搅糊涂了，怎么能把祖辈、非洲野蛮人和《圣经》里的先知们混为一谈呢？
屋子里散发着一股霉味儿，不止是北回归线以南湿润地带由常年的热蒸汽和苔藓酿成的潮气，还掺杂着一丝丝奇怪而熟悉的味道——哦，想起来了，是香料、丝绸、茶叶和上了釉彩的瓷器瓶堆积在一起的特有的风味。他在美国货船“三叉戟号”的底舱里闻了足足五个多月。当然，还有老鼠尿的臊味儿；四处爬行的蜈蚣带来的辛辣气息，有一次，他在桌子底下捉到过一只，有6英寸长；最令人无法忍受的还是船舱里久积不散的人的味道，那味道让他现在想起来，仍然感到难以呼吸。
他索性钻出屋来，去到庭院里透透气。院子里没有风，感觉不到丝毫凉意。潮湿的空气无声地蒸腾着，使人倦怠。这时候，临街的石板路上，一阵“空空空”的声音由远而近传来，随后出现的是一个光着膀子的人影，手里正有节奏地敲击着一截竹筒状的东西，原来是一个更夫。更夫感觉到对面栅栏里站着个人，便停住脚步细加端详。
就着月光，他看到的马礼逊是个小个子年轻人，长着一头曲卷的金发，顺着鬓角形成络腮，显得老成持重；鹰钩鼻子之上，是一双忧郁而沉静的蓝眼睛，这一切看起来和他25岁的年龄不大相配。更夫没有上前搭话，他想：这个夷人面相陌生，定是初来乍到的；按照官府的规定，他必须把这一情况报告给衙门口的巡房。
十九世纪西方画家笔下的广州洋行街景 。
其实，用不着这个更夫多舌，就在当晚马礼逊在沙面码头上岸时，美国洋行新来了一个夷商的消息已经传遍了街头巷尾。而此时，马礼逊回到桌前动手写的一份长信，正在描述这一情况：
我到了广州，住在美国商行里。使我十分紧张的是前来商行的中国人，总要围着我，要晓得我是谁，是干什么的，做什么样的买卖等等，这种状况使我心烦意乱。但我仍能克服并在上帝的眷顾之下安然应对……我在这里被当做美国人，因我绝不可在公共场合暴露我的身份。
如果月亮识字，它便能看到，这封信是写给英国伦敦传教会的司库约瑟·哈德凯斯尔的，而写信人马礼逊虽住在美国洋行里，却是一个不受官府欢迎的英国人——基督教新教派往中国秘密传教的第一个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