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很喜欢读有关“二战”的书。丘吉尔写的那六大本回忆录是最爱读的。“文革”后若干年，忽听见这部“内部发行”的书公开出版了，我立刻放下家务事，坐长途公交车赶到百里之外的小城，抢购了一部。其他的书暂且不看，一口气通读了它，不是闲闲阅过，是细读细想，花了许多天时间，至今还不时翻阅自己划下红线的重要
精彩章节。
六大卷，每卷七八百页，皇皇巨著！我不研究史学，读史只为求真。往昔有《史记菁华录》之类的书，是为无暇读全书者编的。本人也想为对读史有兴趣的朋友从此中摘取些发人深思的“史声”，那却是采之不尽的。
丘吉尔写书、办公发文件、指示，并不动笔，只是用嘴巴讲，秘书打字。“回忆录”也是如此。读他这部书，是在听一个人在讲坛上滔滔不绝，或是在戏剧舞台上独白，所以我把此书整个儿当成一种“史声”来听。
这样的“口述历史”真是不寻常！
其所以不寻常，是因为所述的是世界史中罕有的、甚至也许是绝无仅有的一场“义战”。孟夫子说：“春秋无义战。”美国作家特克尔编撰的“二战”亲历者谈话实录，中译本《劫后人语》，原名《The
Good War》，正相当于“义战”。我相信，倘若不是反法西斯战争赢得胜利，“死亡营”将遍布全球吧！
还有一点，这个口述者也是迥乎寻常的，在回忆录《序言》中，他自称为“也许是(历史上)唯一的身居政府高位、并经历了自有历史记载以来两次最大劫难的人”，此言不虚！“劫难”指的是两次世界大战。
看丘吉尔的简历吧：“一战”中，任内阁军需大臣。战后的二十一年间，他做过陆军大臣、空军大臣。“二战”之初，他东山再起又任海军大臣。然后，慕尼黑事件制造者张伯伦主持的那个内阁垮台。“斯人不出，如苍生何！”丘吉尔义不容辞也当仁不让地接过了首相的印把子，一直干到1945年7月德国投降，他落选下台为止。其间他兼任了第一财政大臣、国防大臣，还加上下院领袖一职。
以如此重大的从政经历，受命于国家民族危急存亡之秋，老谋深算，敢于独断专行又善于博采众议。综观其所起的作用，不单是大英帝国之大功臣，也可谓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伟人吧！
这六大本“史声”的“录音”，首卷题为《风云紧急》，而又分为上、下两部。上部的主题是“从战争到战争”，回忆了“一战”后从1919年以来的大事。一看其中“胜利者做的蠢事”、“潜伏的危机”、“德国重整军备”、“慕尼黑”等章节的题目，便知丘吉尔的思路。在全书《序言》中他提到：“罗斯福告诉我，他正在向公众征求意见，对这次的战争应该起个什么名称。我立即说出：‘一场(本来)不需打的战争。’”
第一卷几乎都是铺垫，直到最后一章，才讲到他这个全书的主角登上首相的宝座。精彩的戏文也从这里正式开场了。
丘吉尔：“那渐渐聚集、郁结已久的狂风暴雨，终于向我们猛烈地袭来了。在这有史以来最残酷的战争中，第一次交锋就有四五百万人上阵对垒……这条战线在一星期之内就被摧毁，不到三星期，久负盛名的法兰西陆军竟土崩瓦解溃不成军。英国(派去和法军并肩作战)的远征军被赶下大海(按指敦克尔克海上大撤退)，所有装备损失无余。
“不到六星期，我们发现自己成了孤军，几乎被解除了武装。节节胜利的德、意法西斯扼住了我们的咽喉，整个欧陆落入了希特勒的魔掌……”
“就在这样一种大厦将倾的时刻，5月9日，我接到一个通知，英王要我在下午六时入宫。
“由海军部(按，他在面临垮台的张伯伦内阁中任海军大臣)到皇宫，乘车只需两分钟便到了……我立即被引入，去觐见国王。
“陛下对我非常客气，要我坐下。他以一种锐利的奇特的眼光对我注视了一会儿，然后说：‘我想，你大概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召见你吧？’
“我回答：‘陛下，我竟想不出是为什么。’
“他含笑说：‘我要请你组织内阁。’
“我说我当然愿意遵命。”
丘吉尔报告英王，他将立即邀见工党和自由党这两大反对党的领袖，协商组织战时内阁事宜。希望能在午夜之前就让国王知道已确定下来的阁员人选，至少五名。
他立即请辞，回到海军部，展开了紧张的工作。
“(当夜)大约十时左右，按照自己的诺言，我将五位内阁大臣的名单呈交给了陛下。”
“这样，到了5月10日的晚上，在这场巨大的战争开始之际，我取得了主持国政的大权。此后的五年零三个月中，我所持有权力日益扩大。”
下面的一段自白含意深长。
“在这场(内阁更迭)的政治危机最忙乱的日子里，我始终没有感到什么格外兴奋。对于事态的发展我全盘(理所当然地)予以接受。”
作为“史剧”的旁听者，我们可以插几句旁白：丘吉尔是否想表白自己，大权到手，他并无什么踌躇满志的私心杂念？
其实他用不着担心什么身后是非。他要挑的那副担子是极其沉重的。
他自己倒是说得轻快：“一个英国政府，拥有六十到七十位大臣，(首相)要把他们像拼图玩具似地拼成完整的图形，其中还要时时照顾到三具主要政党不同的要求。我不但要会见内阁中所有主要人物，还至少要腾出几分钟来会见一大批被选出来担任重要职务的有才干的人士……”
丘吉尔不会像周公“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像孔明“事必躬亲，食少事烦”；但他日理万机，也够烦恼的。自述：“当我上午八时左右醒来时，我就阅读所有的电报，在床上口授大批的发给各部和三军参谋长委员会的备忘录和指示……当参谋长委员会在上午10时30分开会时，代表我的伊斯梅尔将军(丘吉尔的秘书)就有许多书面的东西带给他们……下午3点到5点，一整批由我或由各参谋长发布的、大家同意的命令和电报就已准备妥当，可以解决那些需要马上决定的问题了。”
享有大权，滋味若何？丘吉尔有勇气袒露心声：“我毫不迟疑地承认，目前(按指已任首相的那时)我所担任的职务是我最喜爱的……”“在国家危急存亡之际，当一个人相信自己应当发布何种号令的时候，执掌权力就是一件幸事。在任何活动范围内，第一号职位同第二号、第三或第四号职位是无法相比的……1915年(按，‘一战’爆发的次年)我在达达尼尔海峡吃过一回大亏。那时我是一个下级官员(按，其实已任海军大臣，不过在他上头还有海军第一大臣)但却试图发动一次重大的作战行动。结果，我那雄伟的计划遭到彻底失败。”
……
现在，让我们回到1939年10月5日晚上他取得首相大权的那一历史时刻，倾听他在回忆录中的自白——
“……对于阅读我这部实录的读者，我却不能隐瞒：在大约三点钟上床时，我强烈地感到如释重负。我终于获得了指挥全局的大权了。我觉得自己正在和命运一同前进，而我以往的生活，不过是为这个时刻，为承担这种考验而进行的一种准备罢了。过去十年中我不在朝而在野。过去六年中，我所提出的警告现在都不幸而言中。所以，谁也不能提出非难，谁也不能指责我发动了战争，或对此缺乏准备。我认为，自己对战争的全局有清楚的认识。自信不会遭到失败。
因此，虽然我迫切盼望天明，但却睡得很熟。我也无须向梦中去寻求安慰，因为，事实要比梦想美妙得多。”
读了这一部回忆录，我不怀疑，那一夜，丘吉尔的的确确是呼呼大睡，一夜到天明，我似乎还听到了鼾声。
(本文中引用的文字皆据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译本，时代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辛丰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