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认为，《三国演义》的主要精髓是谋略。我认为，这种看法的确未能跳出前人特别是‘茶馆说书人’的窠臼。”

    “三国热”继续热着。

    且不论关于《三国演义》的各种新著多如江鲫，就是前不久刚刚辞世的电影表演艺术家孙道临，据说其晚年最大的心愿也是把《三国演义》搬上银幕。

    辞旧迎新之际，权威的《三国》专家沈伯俊先生又有新著问世。这位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四川三国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三国演义》已有２６年，整理过６种不同版本的《三国演义》，先后发表专著十余部、学术论文１７０余篇。日前，在他的新著《你不知道的三国》出版之际，记者对他做了访谈。

    “三国”研究举步维艰

    新民周刊：去年七八月间，您曾受邀赴日本参加《三国志》研讨会并作主题报告；出席日本《三国志》学会成立大会并主持“第五届中国古代小说文献与数字化研讨会”。这一系列国际学术活动显然和您在学界的影响有关。那么，您所任职的“中国《三国演义》学会”是因为“三国热”而出现的吗？有这么一种说法：易中天红在中国，沈伯俊红在日韩，是这样吗？

    沈伯俊：呵呵，易先生走红中国是事实，但说我在日本韩国和他一样红，不是事实。事实上，我的书虽然在日、韩卖得很好，但还不算畅销书。那里的畅销书也许永远不会火爆到我们这样的程度……至于“中国《三国演义》学会”，那可是个“资深学会”咯，成立于１９８４年，第一任的名誉会长还是陆定一同志呢。

    新民周刊：为什么这样一个“人民团体”会有“高层背景”？

    沈伯俊：这和特殊的历史环境有关。１９５３年，作家出版社整理出版了《三国演义》，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注意。同年１１月２３日，作家出版社又召开了《三国演义》座谈会。从此，学术界对于《三国演义》开始了比较系统的研究。进入６０年代，《三国演义》研究开始趋于沉寂。１９６０年，全国公开发表的《三国演义》研究文章仅仅只有２篇，１９６１年也只有５篇。１９６５年，仅仅１篇。个中原因，我以为和“极左思潮”有关，认为小说有“歌颂‘镇压农民起义’的倾向”。

    “文革”期间，《三国演义》横遭厄运。８０年代伊始，已经摆脱“文革”桎梏，正在大胆解放思想的中国学者便以新的精神面貌，对《三国演义》进行了可贵的重新探索。

    １９８２年７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社会科学研究》杂志在全国率先开辟“《三国演义》研究”专栏，集中发表刘知渐的《重新评价〈三国演义〉》、李厚基的《〈三国演义〉构思基础质疑》、陈周昌的《毛宗岗评改〈三国演义〉的得失》、沈伯俊的《建国以来〈三国演义〉研究情况综述》。对此，《人民日报》迅速予以报道，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注意。

    在《三国演义》研究由沉寂走向兴旺的过程中，老一辈革命家的提倡和支持也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１９７８年１２月，邓小平同志对四川省文化厅领导说：川剧是一个大剧种，可以多演“三国”戏，从桃园结义到三国统一，把它演完。１９８２年９月，小平同志到成都，又说：“《三国演义》在国际上影响很大。《三国演义》的故事人物大部分在四川，这是四川的文化遗产，又是全国的文化遗产。‘三国’戏在川剧中的比例很大，这个传统不能丢。希望你们用新的观点搞出一批‘三国’戏，这对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是一大贡献。”这就更加直接地肯定了《三国演义》的巨大影响。１９８１年２月，陆定一同志致信中宣部，建议大量出版《三国演义》，在青年中提倡阅读该书。为此，中国《三国演义》学会成立时，恭请陆定一同志担任名誉会长。他不仅欣然同意，而且亲笔为学会题写了会名。

    我常想，如果没有老一代学者的努力，如果没有老一代革命家的提倡和支持，冷落几代人后，民间的热情就消失了，这门研究就完全可能被湮没。

    类似的历史不是没有发生过。比如在日本兴盛的花道、茶道、书道、柔道、香道、剑道，原来都是我们的“国道”，后来我们这里式微了，湮没了，却在日本“红杏出墙”，值得注意的是，三国故事在日本和韩国已经出现了在我们看来十分荒唐的“日本版”和“韩国版”了，因为要找“原态解释”，所以他们的媒体才对我那么有浓厚的兴趣，再三邀我访谈、讲学……我可不希望我们的子孙将来去日本、韩国进修怎样研究《三国演义》。

    新民周刊：目前中国学术界的《三国演义》研究倾向如何？

    沈伯俊：目前，中国学术界对《三国演义》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倾向：一种是“本体研究”的深化，一种是“应用研究”的拓展。前者是把《三国》当作一部古典文学名著，对其人物、情节、美学价值等进行研究，并从文学的研究发展为文化的研究。后者是把《三国》当作智慧的宝库，当作人生的启示录，从政治、军事、人才学、管理学、经营谋略等方面探讨其应用价值和当代意义。二者各有其价值，各有其成就，可以并行不悖地发展下去。

    新民周刊：能不能介绍一下日本、韩国、欧美等地的研究情况？

    沈伯俊：这个问题太大，可说的内容很多，只能简述。日本的《三国演义》研究起步较早，成果很多，出现了一批水平较高的专家，都取得了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欧洲各国也有一批《三国》专家，俄罗斯的李福清、英国的魏安，均有独具特色的研究成果。澳大利亚的前辈学者柳存仁、中年学者马兰安，也是很有成就的《三国》专家。美国近年来似乎没有着重研究《三国》的学者，但夏志清的《中国古典小说》、蒲安迪的《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两书，对《三国》也有独到的论述。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已经引起中国《三国》研究界的重视，值得我们认真借鉴。

    至于韩国，你们可知道《三国演义》在韩国是读者最多，影响最大的一部中国小说？我们这里在“哈韩”，焉知他们那里在“哈华”。这是很具讽刺意味的。

    不过，韩国似乎较少影响广泛的《三国》专家，近年来用力最勤的是郑元基教授。他曾于１９９６年来成都随我学习数月，已经出版了一部专著，翻译了多部中国学者的著作，包括我的《三国演义辞典》、《三国漫话》。遗憾的是，由于不懂韩文，韩国学者研究《三国》的论著，我多数尚未拜读。希望今后能加强与韩国学者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