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秋到1936年夏，我在上海光华实验中学（后改名为光实中学）初中读了三年书，我深知穷人家的孩子读书不容易，所以刻苦用功，每学期学习成绩总是全班第一名。但当时我未成为死读书的书呆子，除了抗日救亡的浪潮把我卷进去以外，还得归功级任老师张允和的开导，她为我订了《文学》、《读书生活》两本杂志，鼓励我多读书、多写作。

    初中毕业后，因家贫念不起高中，我只好自谋职业，在张允和丈夫周耀平（即周有光，时任江苏银行稽核科长）的帮助下，我考取了江苏银行练习生的位置。1937年抗战爆发，银行解散，我从徐州爬上去武汉的火车内一个装牲口的车厢到了武汉，想请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社帮我去延安抗大学习，但未成功。正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以试试看的心情，我写信给从上海迁移到武汉的周有光先生请求帮助。很快得到他的回信，并附有他的一张名片，名片上写道：“请沙千里兄安排吴海鹤（我的原名）到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学习。”我持这个名片找到武汉民大招生处，很顺利地办妥了去山西民大运城三分校学习的手续。当时，幸亏有周有光先生的相助，我才能以民大为临时落脚地，1938年2月先到安吴堡专训班学习，毕业后被保送入延安抗大总校学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和周有光、张允和夫妇重逢在北京，我常到他们家去玩。张允和来北京以后，一直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他俩那时已属高龄，身体也不好。1982年底我离休后，我为了感谢张允和老师对我的教诲，1985年我把离休后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所得的稿费全部送给张允和老师，她坚决不收。后来我又邮寄给她，她才用我这笔钱买了一台负氧离子发生器，治疗她的神经衰弱症，效果还不错。

    张允和老师，1909年出生于安徽合肥的官宦人家，姐弟九个，她在张家姐妹中是位有名的才女，她爱好昆曲，在京参加昆曲社演唱。她出版多本著作，如《张家旧事》、《最后的闺秀》、《多情人不老》（与周有光合写）等，并签名赠给我，她的著作很受读者欢迎。她在《多情人不老》一书前言中写道：她与周有光“性格不同，并不相互抵触，而是相互补充”。我同他俩接触中深深知道他们是一对患难与共的恩爱夫妇。2002年8月张允和老师因病去世，享年93岁，我无限悲痛。

    周有光老师1906年1月13日出生于常州，1923年就学上海圣约翰大学，攻读经济学。后任职于江苏银行和新华银行，并由银行派驻美国纽约和英国伦敦。1949年上海解放后回国，任教于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上海财经学院，教授经济学。1955年奉调到北京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专职从事语言文学研究，撰写多种著作，很有影响。他82岁时学习电脑操作、打字，接发邮件轻松自如。98岁时，他倡导“基础华文”运动；100岁时他的《百岁新稿》问世，他在该书自序中写道：“老来回想过去，才明白什么叫做今是而昨非，老来读书，才体会到什么叫做温故而知新，学然后知不足，老然后觉无知，这就是老来读书的快乐。”他的自序中末尾写道：希望《百岁新稿》不是我的最后一本书。我深深为他这些话所感动，并从中得到教诲。我今年89岁，也出版过几本著作，按照周有光恩师对我的教诲，决心实现自己晚年立下的格言：“生命不止，学习不息，笔耕不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