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西孤儿院纪事》获选本报年度图书，作者接受专访

    我个人对所有的经历一点都不后悔。上山下乡这段生活，我心怀感激，它使我的后半生很充实。

    写作之路

    要站在民间的立场上

    新京报：听说你年轻时就想当作家，那个年代主流的文学都是豪情万丈的，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产生了怀疑？

    杨显惠：我上中学的时候就喜欢文学，大概就是因为那种“高大全”的作品读得多了，感觉它们跟实际的生活有很大距离。1979年我写了第一篇小说，叫《陇上七月》，写定西地区农民在收获季节还在外面要饭的故事。后来就投给了《甘肃文艺》，没想到这篇稿子还惹出点麻烦。结果甘肃省公安厅立案侦查，有朋友来告诉我说，公安要来查你了，做好思想准备。过了一段时间《甘肃文艺》终于正式发表了这篇小说，才算是没事了。我的写作道路从一开始就有点艰难。

    新京报：走上写作这条路，你觉得是机遇，还是无奈的选择？

    杨显惠：这不是偶然的想法，是长时间的喜爱和努力之后的选择。我从写第一篇小说开始就力求真实，我的想法就是，我就这么写，行就行，不行就算了。虽说我想当个作家，可我并不想说谎话，我不想为了成为一个作家去说谎。成不了作家，我还有份教书的工作，写作要站在民间的立场上。

    夹边沟故事

    突破道德底线的真实

    新京报：你是怎么想到要写夹边沟的故事的？

    杨显惠：那时候我劳动的那个农场，有些右派，甚至农场的领导，他们都知道夹边沟的事。因为我喜欢文学，所以就留意了这些传闻，悄悄做一些写作的准备。到上世纪90年代末的时候，我决定动笔，这时候大部分人已经平反，有的还当了领导干部。比如我们农场有个人原本是甘肃某县的副县长，他曾经被送到夹边沟，没过多久上面觉得可能对他处理太重，就遣送到我们农场来了。他就带我去找剩下的那些人，通过他们又陆续找到了很多人。

    新京报：他们通常不愿意开口吧？

    杨显惠：你想想，你访问100个人，总有十几二十个愿意讲的吧。实际上大部分还是愿意讲，但是讲不深，不敢讲深。我用了三四年时间，采访了一百多人。

    新京报：你觉不觉得这样的回忆，对他们来说有点揭疮疤的痛苦？

    杨显惠：是很痛苦，很多人讲着讲着就泪流满面，我听着也难受，有些人的老婆在旁边听着都不停地哭。

    新京报：这样采访获得的材料，应该都是支离破碎的吧，你是怎么进行加工的？

    杨显惠：不一定，我最后写出来的，基本上每篇就是一个人讲的故事。有些人讲太多了，我就删掉一些。

    新京报：特殊年代的残酷故事，你记录的时候，心理上能承受吗？

    杨显惠：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可以理解的。人的道德底线，是在正常的生活状态下，大家共同约法三章。可是，当人的生命受到威胁，这个道德底线就被破坏了。在死亡面前，能够不突破这个底线，像孔夫子说的“朝闻道，夕死可矣”，这样的人在现实生活中不是没有，但是太少了，一般人做不到。

    新京报：根据你的观察，经历过这些事情的人，他们的人生观会不会受到什么影响？

    杨显惠：说到这些往事，有些人已经很冷静了，也没有什么后悔的。当生活条件变好，死亡的威胁解除，大部分人都会回到正常的状态。至于内心深处的感受，他们不会告诉别人，我也不追问。能讲出这些事，已经不容易了。

    新京报：他们现在的生活怎么样？

    杨显惠：那些人多数都是知识分子，他们平反以后一般能恢复原职，有比较稳定的收入，生活还不错。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安排单位的时候出了各种问题，或者年纪太大了，平反后也不能工作，一个月就二三十块钱退休金，生活就陷入贫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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