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书市刮起了一股“旧作翻新”、“一书多出”之风，诸多名家纷纷将旧作翻新，推出各种名目的文集。如作家出版社将推出《余华文集》和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全书》；人民文学出版社将出版《余秋雨文集》；广州出版社和花城出版社将联合出版金庸小说第三次修订版；文化艺术出版社将出版《白鹿原评点本》；长江文艺出版社则在重新发行过郭敬明的成名作《幻城》后，又将推出《悲伤逆流成河》纪念版……这种现象越来越多，引起坊间诸多议论和读者的不满。

    出版社和作家们这样做，究竟是为了对作品“精益求精”，还是要谋求更多的物质利益？显然，多数人的主要考虑在后者。比如，对作家们时下热衷的“一书多出”，业界人士披露道：这么做的重要原因是，两本(套)的总价肯定比一本(套)的价格要高，由此可以获得更多版税。所以，从余华的《兄弟》分册出版以来，这种做法越来越流行。不过，这种如意算盘显然读者也都能看得出，正因如此，余秋雨将在今年同时推出《文化苦旅全书》和《余秋雨文集》，便令很多读者不满。人们认为，号称“全书”却不“全”，称“文集”却不“集”，这既可能给购书者造成错觉，也为读者增加了不必要的开支。

    从出版社的角度看，如果没有好的作品就重新包装些残羹冷炙忽悠读者，既可能使越来越多的读者产生厌读症，也会使作家滋生投机心理，出版市场必将因之陷于低质循环；从作家的角度看，受欢迎的作家一定是特别为读者着想、尊重读者利益的作家，总是算计着从读者兜中多掏三五文的作家，肯定会使自己的形象、名誉受损，最终被读者所抛弃。长远看来这种做法实可称之为竭泽而渔、饮鸩止渴。

    是的，所谓“文以载道”，作家撰文著书，生产的是精神产品。人们阅读某人的作品，除了获取知识或消遣，也是和作者进行无形交流对话的过程。人们会由敬其人而愈爱其文、信其说，同时也会因鄙视其人而抛其文、离其道，作家努力保持良好的公共形象实在是特别必要。由是，作家谋求更多稿酬只应该有两种途径：一是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吸引更多读者；二是与出版社谈判提高版税比例。除此之外的“一书多出”、“旧书翻新”等，皆末端市侩之术也，虽然暂时看来或可从自己的作品中榨取更多利润，其潜在损失却难以估量——可以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原则，于作家这一群体尤其显得重要。

    目前，这种“一书多出”和“新瓶旧酒”的出版投机竟然成为一时之风气，诸多名家都陷身其中，十分令人担忧——如此之多的名家都不再注意自身的清誉，背离文学操守，由“士志于道”而转为“士志于利”，由“文以载道”而变为“文以载欲”，这对文学发展究竟意味着什么？诸多名作家和大出版社不约而同地陷于如此利益算计之中，实在值得好好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