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莫斯科当外国记协主席》连载首页
我在莫斯科当外国记协主席 王宪举著 新华出版社
王宪举
王宪举，1954年11月生于浙江省慈溪县庵东镇。1972至1974年就读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俄语专业。1974至1976年就读于阿尔巴尼亚地拉那大学历史语言系。1976年6月毕业分配到新华社国际部工作。1983年5月至1985年5月在新华社干部进修学院（后改为中国新闻学院）学习英语。1987年1月至1989年7月任新华社驻莫斯科记者。1991年3月至1996年8月任中国青年报驻莫斯科首席记者。1998年1月至2000年4月任光明日报驻莫斯科首席记者。1998年11月至2000年4月出任俄罗斯外国记者协会主席，并获1999年度俄罗斯"最佳新闻记者暨莫斯科市长奖"。2003年4月至2005年7月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常务副所长。2005年7月至今在中国驻白俄罗斯使馆任新闻参赞。与陈艳合著的《俄罗斯》一书1998年由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2004年由重庆出版社再版。与他人合译出版的图书有《天才的早晨》《权力的公式：从叶利钦到普京》《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等。
最大的" 流动商店"
1990年初，随着中苏关系逐步改善，两国新闻界之间的来往日渐增多。我们
国内对苏联的新闻，特别是对戈尔巴乔夫改革进程的兴趣越来越浓。新闻媒体之
间关于苏联报道的竞争日趋激烈。除了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经济日报
以外，中国青年报也准备往莫斯科派常驻记者。《中国青年报》创刊于1951年4
月27日，是当代中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报纸之一。中青报触角遍布全国各地，共
设有35个记者站，并在美、日设有常驻记者。如果能够成为这家全国性日报驻莫
斯科的第一个记者，自然是非常幸运、非常光荣的。由于我在新华社特别是莫斯
科分社的经历以及回国后我常给中青报国际版投稿，中青报聘我为该报驻莫斯科
首任记者。
经过在中国青年报国际部一年多培训和锻炼，1991年3
月20日清晨，我乘3
次国际列车，前往莫斯科。因是去建立记者站，我随身携带的行李较多，如笔记
本电脑、Epson
打印机、文传机、打印纸等，大小行李共17件。听说莫斯科食品
短缺，家里还专门让我带了一箱大米，约20公斤。
中青报社副社长石国雄、国际部主任施晓慧、驻华盛顿记者李正信等国际部
同仁到车站送行。石国雄和施晓惠叮嘱我，作为《中国青年报》驻莫斯科的第一
任记者，上任后要尽快打开局面，使中青报关于苏联的报道能够与兄弟报刊一争
高低。
与中青报其他部门一样，国际部是一个战斗力很强的集体。施晓慧、徐翼、
张寒、季元宏等人虽然年轻，但非常敬业，新闻意识特别是竞争意识很强。他们
表示，一定全力以赴为我做好配合，使中青报成为国内读者了解苏联和认识苏联
的一个窗口。我的心里热乎乎的："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有这
样有力的集体作我的后盾，何愁打不开局面？
7时40分，随着一声嘹亮的汽笛长鸣，我开始了赴苏" 长征".距1989年7
月
我从莫斯科返回北京还不到两年，国际列车上的情景却有天壤之别。
13个小时后，列车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高原寒冷，丘陵连绵，戈壁无
际，间或有蒙古包和牛群在窗外闪过。
从蒙古边境扎门乌德起，换了蒙古餐车，用餐须支付蒙古货币或外汇。两个
英国青年用两美元从一蒙古人手中换到100
图格里克（官方汇率1 美元＝20图格
里克），然后去餐车饱吃一顿，才花了25图格里克。
21日下午，列车在乌兰巴托刚停住，早就等候在站台的一群小伙子就迎了上
来，找下车的乘客换钱，买酒。1
美元换10卢布以上（而按苏联官方比价，1 美
元换6 卢布），一瓶二锅头卖20卢布。
出蒙古关，入苏联境。在多卓尔内和纳乌什基站，苏联海关、边防军、卫生
防疫人员轮番检查，车厢里气氛肃穆。珍珠项链是检查重点，带几条送人合情合
理，携带上百条去倒卖则不允许。15元-
条的珍珠项链在苏联可卖150 卢布以上。
听列车员说，有人一次带20多公斤珍珠项链，查出后被全部没收。
过了苏联海关，乘客们两天来的紧张心情松弛下来。翌日清晨，列车过乌兰
乌德站，乘客尚未醒来，就有人敲门。
" 要卢布吗？有皮夹克、牛仔服或旅游鞋吗？" 敲门者问。
十几个青年男女像走马灯一样，一个接一个地" 光顾"
你的房间，有的手里
攥着成千上万卢布，以优惠的比价诱你上钩。1 美元竟能兑换25卢布！
北京已是春意盎然，西伯利亚还是冰天雪地，气温在零下十几摄氏度。沿途
所见车站，大多建筑破旧，商品短缺。伊尔库茨克是西伯利亚的大城市，但站台
商亭里货架空空。于是，列车每到一站，车上的乘客就带着东西到站台上和"
顾
客" 交易。短短的时间里，奶酒、打火机、泡泡糖等" 紧俏商品" 便以高价脱手
了。一位列车员戏谑地说：" 这趟车简直成了流动商店。"
在集马，一个乘客怀
揣二锅头，跳下车厢，与当地人谈好价格。正当那人数钱时，一只手突然从乘客
身边伸过来，抽走了这瓶白酒，一溜烟地跑了。
在新西伯利亚站也发生了抢酒和气压暖瓶的事。听说不久前还发生过抢走旅
客照相机的事情。
苏联餐车上，10个卢布就能美餐一顿，过境人员的卢布花不完，带卢布出入
境，是违法行为。换来的卢布变成一种负担。
车过秋明站，来敲门的苏联" 收购员" 逐渐被" 推销员" 所代替。国家牌价
33卢布的洋娃娃，他们卖100
卢布，" 东方" 、" 火箭" 、" 指挥官"
等手表，
要价10到30美元，望远镜、照相机和剃须刀更是漫天要价。乘客也讨价还价，"
大砍大杀".到莫斯科时，" 推销员"
的提包瘪了，腰包鼓鼓地下了车。
这些现象说明什么？说明苏联经济处于危机状态。据苏联国家银行估计，到
1990年初，全国有470
亿多余现金卢布在流通。在国内流通的货币中有1050亿卢
布得不到商品和服务保障。
3 月27日，苏联公布了3
月17日举行的关于保留和改革苏联的全民公决的结
果。在有投票权的1.85亿公民中，有1.48亿人参加了投票，占80%.而在投票者中，
有76.4%
的人赞成保留和改革苏联。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叶利钦的家乡斯维
尔德洛夫斯克州，多数人反对保留和改革苏联，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几乎一半
的居民也反对保留联盟。格鲁吉亚、摩尔多瓦、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的
多数居民没有参加全民公决。这说明，在是否保留和改革苏联的问题上，斗争非
常激烈。
3
月28日，列车缓缓驶入北京至莫斯科的终点站——莫斯科市雅罗斯拉夫尔
车站。中国驻苏联新闻参赞宫建伟，我在二外的同学和好友、使馆商务处办公室
主任高锡云以及莫斯科的新闻同行在站台上迎接。看到一张张熟悉的脸庞，我的
心里热乎乎的。
但是，从北京到莫斯科途中的见闻使我感到，与1989年7
月我离开莫斯科回
国时相比，苏联的日用消费品供应更加困难，人民的忍耐力越来越低，苏共及其
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威信大不如从前，十月革命的故乡正在发生一场前所未有的
政治、信仰、经济和社会危机，正是" 山雨欲来风满楼"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