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文学，还是道德的文学？这本来是一个显见的常识，文学首先是艺术的，它必须以“艺术性”作为它的基本质地，所谓优劣高下的评判也应首先并最终落实到艺术上——然而在诸多的文学批评者那里，这个基本常识却屡屡遭到背叛与违反，他们祭起陈腐、滞后的“道德优先”大旗，在捍卫“良知正义”和“政治正确”的口号下挥舞着大棒进入文学丛林中，对溢出自己审美能力和审美趣味之外的文学文化作品大加鞭笞——它对文学文化生态的破坏性是很大的，特别是当下，“浅阅读”“娱乐至死”和媚俗化已经成为主要时代症候的时候。

    在我看来，批评道德化和阅读浅层化是对文学本已稀薄的艺术性的双重围剿，当然，我很希望我的忧虑属于杞人忧天。

    将文学从简单的道德判断中“松绑”，让它从自身的艺术可能性出发，探寻存在之谜和想象的星空，是现代文学的一大进步，同时也是对文学存在价值的重新确认，它已经成为文学世界的常识和传统。我们以二十世纪的世界文学作为参照，会发现，在经典作家那里，他们致力于发掘在平面日常和道德掩饰下的人性之谜，对我们的“司空见惯”提出温和或尖锐的疑义，并以强烈的艺术风格构成对阅读的吸引……我们被告知，我们需要更大的耐心，事情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简单，文学由一种不确定性的智慧构成，我们得学习理解、审慎和反思。在加缪的《局外人》中，主人公默尔索的行为并不具有特别的正确性，他“因为天热”杀人也不具备任何道德优势，绝对不具备！但小说中那种局外感，那种荒谬性却是我们对自身处境的一大发现，这部似乎没有伟大情感和道德优势的小说依然是伟大的。卡尔维诺写下《分成两半的子爵》，他没有依据道德律令判处恶的一半子爵的死刑，也没有给善的一面过分的赞颂，而且在另一篇《树上的男爵》中，他对那个“叛国者”叔叔的死也投去了温情的一瞥——在他看来，或者在许多的作家艺术家看来，毛毛虫、毒蛇和鲨鱼有与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理由，我们没有特别的权力以自己的好恶消灭它们，何况是人，即使他有众多的过错。我们再看波德莱尔，“垮掉的一代”，艾略特，让·热内……我觉得，对道德律令中的某些偏差、谬误的反思，对人性中善恶互渗的理解是人类进步的标志之一，然而那种道德批评却无视这一点。他们似乎无视先驱者已经取得的艺术成果，他们更愿意将中国的文学从世界文学中剥离出来，不参与世界的整体艺术进程，我承认，他们也部分地做到了。

    米兰·昆德拉在他著名的《贬值的塞万提斯的遗产》中谈到：“人类渴望一个善与恶能够被清楚区分的世界，因为他有一种天生的、不可扼制的愿望，就是先于理解之前作出判断……他们要求，总得有某个人是正确的：或者安娜·卡列尼娜是一个头脑狭隘的暴君的牺牲者，或者卡列宁是一个不道德的女人的牺牲品；或者K是被不公正的法庭毁灭的无辜者，或者法庭代表了神圣正义，而K是有罪的。”接下来他又说，“这种"是与不是"囊括了一种无能，无能容忍人类事物最基本的相对性，无能正视上帝的不存在。这种无能使小说的智慧(不确定性的智慧)难以接受和理解。”——这种无能，在我们诸多批评者那里得到了继承和延续，而且他们还试图拥有杀伤力和裁判权。

    “底层文学”是被这类批评指证和催生的产物，本质上它不属于什么文学概念，而属于社会学。它将文学的疆域在步步窄化的同时也带来了减化、简化的后果，诸多的写作者已经将“写底层”当成是标明良知和新的成功学配方；对某一部电影所做的也不是艺术得失分析，而是先行地、概念化地给它贴上这样那样的标签，貌似自己真理在手，正义在手，这种大棒挥舞得让人战慄。“好小说是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和底层关怀精神的小说”，“好小说是那种充满正义感和责任感并致力于向上提高人类精神生活水平的小说”——我不否认这种说法有着貌似的合理性，我反对对道德的强调也不意味我一定反道德：我只是以为，将道德律令当作评判“好小说”的标准，多少有些“将鞍子套到马头上”，不太靠谱。 （李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