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阅读版有个“秘密书架”的栏目，但实际上作者们所写的，只是“我的书架”而已，何曾有多少“秘密”可言？
真正存在“秘密书架”的时候，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皮书”——封面看上去灰头土脸的“内部发行”图书，才是当年读书人的真正“秘密”。
所谓“皮书”，简单地说，是为“配合反
修斗争”的政治需要而编译的“反面教材”，最初只有少数高级干部和知识分子才有资格购阅；但“文革”时天下大乱，高干阶层深受冲击，“皮书”向红卫兵群体流散，在个别知识圈中产生极大的思想震撼。“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时候，在只允许高呼万岁的时候，那一代人恰恰是从“反面”的文本中看到了“正确”，从政治的倒影中看到了思想，从异端中看到了真理。这样，“皮书”就成了那一代思想者的“风月宝鉴”，空空道人只想他们看见背面的骷髅，但血气方刚的反叛少年，怎么可能不偷窥正面的美人？
“皮书”的题材，主要有早期的“修正主义”经典，有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和历史著作，有托派或东欧阵营的反苏文献，有“苏修”的解冻文学。我手头有一本《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著作目录》，就是当年用于编译“皮书”的参考资料；还有一本《1949－1986全国内部发行图书总目》，其中政治、法律和历史等类，就包括不少“皮书”，算是查找“皮书”最详尽的书目。总的说来，由于时过境迁，大多数“皮书”已无法卒读，只有学术文物的价值，甚至可以扫入“历史的垃圾堆”了。可是，也有相当部分历久弥新，至今不失思想或史料上的参考价值，像以后有重版或重译的《通向奴役的道路》(哈耶克)、《理性、社会神话与民主》(胡克)、《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罗斯托)、《古拉格群岛》(索尔仁尼琴)等震聋发聩之作；至于没有机会重版的《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考茨基)、《新阶级》(吉拉斯)、《为颓废的欧洲辩护》(雷蒙·阿隆)、《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约翰·亨特·博伊尔)之类，就更显得物以稀为贵了。
我的朋友沈展云，购书成癖，读书成迷，因为给《南方都市报》撰写专栏的机缘，触发他写出一本《灰皮书，黄皮书》，是整理“秘密书架”的第一本专著。书中第一篇《关于“皮书”的集体记忆》，综合亲历者的回忆，对“皮书”的来龙去脉作了全面梳理。其他各章，则通过专题形式，分别以《“不断革命”论》(托洛茨基)、《同斯大林的谈话》(吉拉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革命还是改良：两种对立的观点》(马尔库塞、波普尔)、《论当代革命》(拉斯基)等“皮书”作为史料主干，详实地讨论了有关苏联、东欧史的政治话题。大体而言，限于体例和篇幅，所涉猎的“皮书”种类不算丰富；但也因此，对于有关话题就能钩稽背景，切入史料，而不止于泛泛而论。
这本书的意义，不仅在于使我们重估“皮书”的历史价值；更重要的，是能让我们藉此回顾那个历史扭曲、思想倒悬的年代。
以前读《古拉格群岛》，看到有一处说：在克格勃的监狱图书馆中，有大量在监狱外已灰飞烟灭的禁书，“国家安全机关挨个地检查和阉割国内所有图书馆，一连搞了几十年，可是却忘了翻翻自己的怀里”，有人开玩笑：“我们被称作死人，所以才让看禁书。”
前一阵读曹聚仁的《采访新记》，写到赵树理等几名学生曾被当作共产党嫌疑犯而被捕，当局授意他们写反共文章，以作为释放条件。但他们当时并不知道何为共产主义，看守者就将几种共产党的宣传小册子给他们看：“这就是共产主义，你们写反对这些东西的文字就行了。”他们因此大开眼界，从此才倾向共产主义，“他们在牢狱中，有如罗马尼禄王时代的耶稣教徒，远远看见了社会主义的光辉。”
在思想禁锢的时候读“皮书”，那种处境，那种感受，想来就跟索尔仁尼琴、赵树理们在监狱里读异端著作是一样的吧！
展云说，“反修”背景中的“皮书”，以及“批儒评法”时期的古籍，是中国当代出版史上的奇特现象。这是很有意味的观察。“皮书”现象，是出版外史，也是思想佚篇；作为被钉在神权政治十字架上示众的异端文本，它是知识饥馑时代的文化走私，是批判名义下的阅读自由，是思想启蒙以前的思想启蒙。
展云开始成长之时，是“皮书”悄然流传的年代，也是知识最匮乏的年代。他是我所见的最有知识饥饿感的一个人，我想，这种知识饥饿感，多少源于他对那个知识匮乏年代的潜记忆吧。因此，《灰皮书，黄皮书》的写作对他而言，就不仅是单纯的历史回溯，不仅是集体的知识考古学，也是少年情怀的追忆，也是私人的精神感旧录。这是对那个思想的饥馑岁月的一个祭奠，是为了遗忘的阅读，是为了告别的聚会。
如果威权是坚硬的石头，那么，思想不过是纤纤蔓草。思想是柔弱的，很容易就会屈服于石头的重压之下；但思想又是顽强的，无论石头有多么坚硬，多么沉重，思想的自由生机终不会被完全抹杀，它总能找到缝隙冒出头来——哪怕是以极端扭曲的方式。这，就是“皮书”出版史透露出来的消息。
(胡文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