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情报局标志
九一一事件与珍珠港事件一样都是没有预警的突然袭击。两个事件凸现出情报工作的重要性。珍珠港事件前，美国没
有一个统一的情报收集系统。罗斯福总统曾抱怨送到他办公桌上的情报蔓无头绪，不知所云。珍珠港事件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成立“战略服务处”（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或简称 OSS），负责整合美国的情报收集工作。1947年7月，OSS变成了CIA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即大名鼎鼎的“中央情报局”。
既然叫“情报局”，其基本职能就应该是收集、整理、分析、评估各方情报。但中央情报局在这方面表现似乎差强人意。远的不说，它事先对洛克比空难、九三年的纽约世贸大厦爆炸案、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爆炸案、美军舰在亚丁港的爆炸案就毫不知情。这次“911事件”更被一些美国人称之为“情报工作的重大失误”（a
colossal intelligence failure）。为什么中央情报局会表现得如此糟糕呢？英国刊物《New
Statesman》的年轻女编辑Frances Stonor Saunders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解释：也许它在忙些别的事。
那么中央情报局到底在忙些什么呢？众所周知，它的拿手好戏之一是推翻民选政府、扶持军人政权：希腊的新法西斯 （1949年）、伊朗的极右王朝
（1953年）、瓜地马拉的杀人政府 （1954年）、黎巴嫩的长枪党 （1959年）、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军人政权 （1965年）、智利的皮诺切军人政权
（1971年）、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
（最近有材料揭露，正是中央情报局将曼德拉交给南非警察当局拘禁）……身后都有中央情报局的影子。就连现在让美国人恨得牙痒痒的本-拉登也是中央情报局一手拉扯大的。如果要将中央情报局在这方面的“战绩”一一列举，清单会很长。它的确够忙的。
除此之外，中央情报局还在忙另一些见不得人的事。Frances Stonor Saunders
对此也许比谁都清楚，因为她经过数年研究刚刚出版了一本长达五百页的新书 《文化冷战：中央情报局与文学艺术》[The Cultural Cold War: 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0）]。任何人看完此书大概都会得出一个结论：中央情报局实际上就是美国的隐性“宣传部”。对此结论，冷战设计者之一乔治-坎南 （George
Kennan）并不讳言，不过他情愿用个好听一点的词“文化部“。他说“美国没有个文化部；中央情报局有责任来填补这个空缺。”
根据《文化冷战》披露的材料，恐怕还是将中央情报局叫做美国的“宣传部”更贴切一些。
美国表面上反对搞宣传，实际上搞起宣传来比谁都更重视、更来劲、更在行、更不择手段。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1950年7月10日的指示对
“宣传”作出了如下定义：“有组织地运用新闻，辩解和呼吁等方式散布信息或某种教义，以影响特定人群的思想和行为”。对外，宣传是心理战的一部分，而心理战的定义是
“一个国家有计划地运用宣传和其它非战斗活动传播思想和信息，以影响其它国家人民的观点、态度、情绪和行为，使之有利于本国目标的实现”。简而言之，宣传和心理战的目的是为了争夺人的心与脑，其重要性
“与空军一样不可或缺”。
美国搞宣传的最大特点是千方百计掩盖其宣传行为，使之成为“看不见的宣传”（Unattributable propaganda）。精通此道的心理战专家
Richard Crossman
说得很清楚，“上乘的宣传看起来要好象从未进行过一样”。最好的宣传应该能“让被宣传的对象沿着你所希望的方向行进，而他们却认为是自己在选择方向”。
只要能做到这一点，乔治-坎南认为“必要的谎言”（necessary lie） 和欺骗都是允许的。
《文化冷战》讲的是在1947-1967年间的故事，其场景设在美国和欧洲，主角是一个叫做“文化自由大会”（the 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 的组织。“文化自由大会”成立于1950年，在其鼎盛时期，它在35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
（包括“文化自由美国委员会”），雇有几十位全职工作人员，拥有自己的新闻社，出版二十多种显赫刊物，经常举办艺术展览，组织高规格的国际会议，并为音乐家、艺术家颁奖。表面看来，“文化自由大会”是一个争取文化自由的组织；实际上它不过是个没有什么自由的傀儡；其幕后操纵者正是中央情报局。
通过梳理美国政府的解密文件，私人档案材料和对当事人的采访记录，Frances Stonor Saunders以慎密的方式证明了这一点。
不过，此书真正引人入胜的地方并不在于证明中央情报局的幕后角色，而在于它揭示了美式宣传机器特有的运作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