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典

“人称之谓‘二云居士’”

    江山代有人才出。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那年月，名士大儒大都狷狂得很：或思维奇特言谈骇世，或豪气干云狂傲不羁，或形迹放浪屑于流俗。其代表人物当数傅斯年，据说他是唯一一个敢在老蒋面前跷着二郎腿说话的文人，因而得诨名“傅大炮”，且炮口还敢瞄着皇亲国戚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叶公超也算一个。到台岛后，他坐在“外长”的椅子上，也不把老蒋放在眼中。他最烦老蒋的文山会海，尤反感开会查岗（签到）。一次在听老蒋报告时愤愤地对同事说：“ 嗦嗦，又浪费我半天时间，”还用英语补了一句，“他敢拿枪枪毙我？！”在讨论外蒙加入联合国问题时，两人发生争执，叶公超公然骂蒋：“他懂什么外交，连问题都搞不清楚！”
    傅、叶都够“牛”的。其实，在他们那班人中还有一个刘文典，此人更“牛”——他敢在老蒋面前“以牙还牙”，面对面地干。
    刘文典当年也是不同凡响的人物，精通英、德、日、意等语言，学贯中西，尤精国学。当过孙中山的秘书，师从章太炎学《说文》，与鲁迅为章氏同门弟子，与陈独秀亦师亦友，胡适、陈寅恪曾为他的书稿作序捧场，跟蒋介石干过仗，与毛泽东握过手……

韩美林绘刘文典画像

    未识其人，先观其貌。且看他的旧雨、同事和门墙对他的描述。
    “叔雅人甚有趣，面目黧黑，盖昔日曾嗜鸦片，又性喜肉食。及后北大迁移昆明，人称之谓‘二云居士’，盖言云腿与云土皆名物，适投其所好也。好吸纸烟，常口衔一支，虽在说话也粘着嘴边，不识其何以能如此，唯进教堂以前始弃之。性滑稽，善谈笑，唯语不择言。”（周作人，《北大感旧录·刘叔雅》）
    “有一年，余适与同车，其人有版本癖，在车中常手夹一书阅览，其书必属好版本。而又一手持卷烟，烟屑随吸随长，车行摇动，手中烟屑能不坠。”（钱穆，《师友杂忆》）
    “三十年代初，他在清华大学任国文系主任，在北京大学兼课，讲六朝文，我听过一年……他偏于消瘦，面黑，一点没有出头露角的神气。上课坐着，讲书，眼很少睁大，总像是沉思，自言自语。”（张中行，《负暄琐话》）
    “他的长衫特别长，扫地而行。像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妇女所穿的裙子一样，不准看到脚，走路不能踩到裙边，只得轻轻慢移莲步。他偶尔也穿皮鞋，既破且脏，从不擦油。”（文中子，《刘文典：“半个教授”》）
    他的清华老门生描写得更精彩：“记得那日国文班快要上课的时候，喜洋洋坐在三院七号教室里，满心想亲近这位渴慕多年的学术界名流的风采。可是铃声响后，走进来的却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头罩上寸把长的黑发，消瘦的脸孔安着一对没有精神的眼睛，两颧高耸，双颊深入；长头高兮如望平空之孤鹤；肌肤黄瘦兮似辟谷之老衲；中等的身材羸瘠得虽尚不至于骨子在身里边打架，但背上两块高耸着的肩骨却大有接触的可能。状貌如此，声音呢？天啊！不听时尤可，一听时真叫我连打了几个冷噤。既尖锐兮又无力，初如饥鼠兮终类寒猿……”（《教授印象记·刘文典》，见《清华暑期周刊·1935.7》）
    刘文典（1889-1958），字叔雅，原名文聪，笔名天明等，安徽合肥人，祖籍怀宁。1906年入安徽公学读书，师从陈独秀、刘师培，很受两位老师的赏识，在思想上、治学上也深受恩师的熏陶和影响。1907年入同盟会。1909年东渡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同时随章太炎学《说文》，听章士钊演讲，爱国主义思想日趋成熟。辛亥革命成功后，刘文典回国，在上海同于右任、邵力子等办《民立报》，以刘天明为笔名发表了一系列宣传民主、反袁的文章。1913年袁世凯派人暗杀宋教人、范鸿仙，两人身亡，刘文典手臂中弹，但所幸未有大碍。孙中山“第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刘文典也于是年再度扶桑，参加了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并任孙中山的秘书，积极从事反袁活动。袁世凯倒台后，军阀混战，辛亥革命成果被葬送。刘文典感到苦闷、彷徨和失望，从此毅然远离政治，立志从事学术研究。1916年从日本回国后，由陈独秀介绍到北京大学任教，时年27岁，由此开始了他著书立说的苜蓿生涯，直至终老。有人曾说，他是与辜鸿铭齐名的北大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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