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来，“孔子是私生子”问题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夏余才先生先是发表《司马迁说过“孔子原是私生子”？》，继而我对他的观点提出批评，发表《孔子原本就是私生子》，一时间各大媒体纷纷转载，还把标题改成“铁证如山”或“如山铁证”。而夏余才先生颇为不满，又发表《谁能证明孔子是私生子》反驳我的所谓“铁证”。（据红网红辣椒评论，12月25日）

    夏余才先生认为，《史记》不可信，不能奉为“圭臬”。既然“野合”是全民行为，那么是“合法”的，还有什么孔子是不是“私生子”只有他老爸知道，等等。

    我个人认为，《史记》固然有一些错讹，但司马迁作《史记》的时候还是有原始材料的，必有所依据。《史记?孔子世家》最后司马迁这样评价孔子：“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可见，司马迁对孔子的评价非常高。如果“野合”是丑事，作为十分钦佩孔子的司马迁可能为圣贤“辟讳”，不必载入史册。而司马迁还将“子见南子”、“丧家之犬”等写上，可见司马迁是比较严谨的，非常认真。又譬如司马迁作《殷本纪》，当时许多人怀疑是编造的，但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已证实其是真实的。王国维就曾作有《殷代先公先王考》》来证明甲骨文所述与《史记》非常相合。再说，司马迁一度去孔子家乡考察，在无反证推翻《史记?孔子世家》的情况下，我们只能相信司马迁的说法。所以，夏余才先生怀疑《史记》的对孔子记载的真实性难以成立。

    《史记索隐》和《史记正义》的说法，清代学者已有反驳：“《史记》记：‘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邱，得孔子’。案：此文疑本作‘纥与颜氏女祷于尼邱，野合而生孔子’。《索隐》谓‘梁纥老而征在少，非当比室初笄之礼地，故云野合。’此说谬甚。老夫得其女妻，从未闻谓之野合。”其说可谓的论。

    在孔子时代，在秦汉以下的古代，在当今社会，“野合”这一概念所指是什么？人们持何种伦理态度对待它？据现有的文献史料，在孔子时代，社祭“野合”是符合“周礼”的，并且是当时一大民俗。但在秦汉以下及当今社会，人们视“野合”不合“礼仪”和“伦理”。“野合”虽然合乎“周礼”，但是孔子父亲似乎并未与颜氏女举行正式婚礼，并成为夫妻。

    据史料，父亲叔梁纥是商朝人后裔宋襄公的长门嫡裔，贵族出身，会武功，流亡到鲁国，为卿大夫，仕任陬邑宰。在一次春社祭祀中，叔梁纥与颜氏女相遇“野合”。但之后，两人似乎再也没有相见过。孔子从小与母亲生活长大，“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孔子三岁时，叔梁纥就去世了。颜氏女并未将孔子的生身父亲告诉孔子。

    孔子十七岁，母亲颜氏女逝世。孔子拟将其母亲草率地埋葬在陬邑附近的“无父（夫）之衢”。但他从邻居那里获悉了他的身世，并且知道了叔梁纥埋葬在“防”。于是，血气方刚的孔子找到“防”地，公然打开他父亲的坟墓，把母亲与父亲合葬在一起。

    在当时，孔子也并未因为既是私生子又是遗弃儿而受到歧视，相反，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学习礼仪，饱读文献史料。这说明，孔子的出身问题非常正常，并非什么丑事，且合乎当时的社会“主流”认识。

    研究任何一个时代的文献史料，必须使用研究对象同一时代的文献史料作为证据，并且因为考虑到种种因素，这种证据仍然只是一种或然性的证据，要找到必然性的“合法”证据，还得采用归纳、排除和比较等多种方法。正如李零教授新书《丧家狗》，许多人把今日语境下的贬义词“丧家狗”等同于两千年前诸多秦汉文献中“丧家狗”，因而产生误解。司马迁说孔子是“丧家狗”并非贬义，它完全不同于今日语境下的“丧家狗”。相反，它在表彰孔子是一位“独立特行”的思想家，是带有褒扬、赞许与同情的描述。我们不能望文生义，而且使用自己的逻辑来推测司马迁对孔子的看法，然后再持这一结论当历史资料进行历史批评。

    而蔡尚思先生说“野合”是强奸，认为奴隶主叔梁纥在野外强奸平民少女颜氏女，也是一种说法。不管怎么样，孔子不仅是私生子，还是遗弃儿。所以，夏余才先生的反驳很无力。(黄守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