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917年2月1日，《新青年》杂志刊发胡适“白话”诗歌8首为起点计，新诗的发展历经了九十个年头，和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古诗相比，一方面显出它的稚嫩，一方面也预示着它的活力和冲劲。
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早已指出，语言对于文化的重要意义，甚或它是文化的主要载体，而诗人作为“种族的
触角”(庞德语)总是走在语言变革的前列，抑或走在时代社会思潮的前列，在此基础上怎么估计诗人的作用都不过分。我们推出新诗九十年十大诗人评选，一方面是对在喧嚣的市声下默默洗涤语言的诗人表达我们的敬意，我们认为所有依靠语言过活的人都该心存这份敬意；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评选能促进诗人们更好地认识他们自己，他们的观念和任务，他们的过去和前景。
从诗歌内部来说，将不同年代的诗人放在一个平台上加以估量和品评，也是具有诗学价值的。“批评即选择”，我们的现当代文学史通常满足于流水账式的逐个点评，涉及到价值判断时则显得首鼠两端，顾虑太多，而我们的评选方式则必得让参评者做出明确的判断，虽然不无粗暴之嫌，但这种明确的态度为我们观察此时代的诗歌趣味和观念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诗歌观念和趣味和世间所有的事物一样是变动不居的，我们的评选目的不在于形成某种固定的诗歌秩序乃至于巩固这种秩序，而是在于观察本身。需要强调的是，这次评选是此时此地的评选，是参评的诗人们在2007年12月诗歌观念的总体呈现，我们关注于瞬间，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永恒。
12月初我们通过电子邮件向大陆、港台、海外92位目前最活跃的诗人和批评家发放了评选表，在1917年以来操现代汉语写作的所有诗人中，请他们选出自己认为最重要的十位诗人。我们的评选方式则是，每份评选表排第一的诗人十分，排第二的诗人九分，依次类推，最后按总得分多少产生新诗九十年的十大诗人。总共收到诗人回复的评选表46份，我们严格按照这46份评选表统计得分，排在前十位的诗人具体得分如下：穆旦235，北岛222，卞之琳185，多多156，艾青137，冯至129，海子101，昌耀96，肖开愚87，郭沫若60。这是一份和所有参评者的名单都完全不一样的名单，从这份名单，我们可以读出很多含义。
此时代的诗歌风尚
十位诗人中有七位已经离世，而且穆旦、卞之琳、艾青还占据着1、3、5位，这看来是一个偏重于传统的名单，但是具体到每位参评者所列的名单，似乎又不尽然。把自己的选票完全或大多数投给现代诗人的参评者其实只有叶辉、黄灿然、江弱水、陈智德等少数几位。更多的诗人则对现代诗人持否定态度，可是为什么最后的结果却和诗人们对现代诗人总的态度大相径庭呢？主要是因为现代诗人因为距今年代久远，经典化的作用比较充分，经典化在最表面的意义上就是把关注度集中在少数作家身上，所以诗人们在选择现代诗人时，比较集中在最后获评的几位诗人身上。尽管参评者把更多的选票投给了他们同时代的诗人，可是由于在具体人选上分歧太大，被提名的当代诗人大约比被提名现代诗人要多出三、四倍，最后只是北岛、多多、海子、昌耀和肖开愚五位诗人入选，和现代诗人平分秋色，这显然和当代诗歌还没有被充分经典化，同时存在着巨大的可能性有关。
穆旦和卞之琳的高分入选准确地反映出此时代的诗歌风尚和趣味。提名穆旦的有29位参评者，提名卞之琳的有24位参评者，从中可以见出这两位诗人在当代巨大的影响力。对他们来说这也是头一回，在他们出道的三四十年代，他们充其量不过是西南联大诗群中比较有特色的两位罢了，论派别西南联大诗群在当时当然不及创造社和新月派有影响，论个体诗人，和当时如日中天的郭沫若、徐志摩、戴望舒比显然也难以望其项背。建国后则是左派诗人的天下，艾青、臧克家、田间、郭小川、贺敬之想必也是风头一时无两，而穆旦、卞之琳只是默默无闻的翻译者而已。他们在今天的崛起是和此时代的诗歌风尚分不开的。穆旦、卞之琳常被人提起应该是最近十几年的事，也就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所谓诗歌高潮之后，当代诗歌写作从八十年代的激昂转入更为细致的技巧上的打磨。艾略特、奥登的戏剧性表现手法、反讽的运用开始为当代的青年诗人们所重视，当代诗人这时突然发现中国诗人早在几十年前就在干同样的事了，而且做得还相当不错。他们发现他们和穆旦、卞之琳有着相同的诗歌源头，那就是英美的现代派诗歌，而时间已经过去了差不多半个世纪。这种和两位西南联大诗人的相逢，既有喜剧色彩同时也暗含反讽：新诗九十年虽然时间不算长，但远还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外界政治文化因素的干扰，以及诗人自身的投入有限，造成了新诗传统有如沙漠中的河流，若有若无，也许得凭藉“考古”才能找寻到蛛丝马迹。新诗似乎总是不能借助前人之力奋身向前跃进，而是在一些简单的问题上兜圈子，这大概也是新诗总体成就受到限制的一个原因吧。与此同时，另外一些类型的诗人则不免被当代诗人们所忽视，连同他们身上携带着的可贵品质。比如郭沫若早期诗作的激情，以及左翼诗人关注社会的政治热情，在如今的诗人身上的确难见踪影。对某种品质的追寻，难道就意味着另一些优秀品质的必然丧失吗？这个问题也许值得当代的写作者三思。
北岛和多多作为朦胧诗的代表当选则显示出朦胧诗之于当代诗歌的重要意义，就像刘立杆所说：“对我来说，现代汉语诗歌是从《今天》开始的。”但是从评选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朦胧诗代表人物的选择今天的诗人们已经和二十年前有很大不同，当年朦胧诗人的通常顺序北岛、舒婷、江河、杨炼、顾城在这次评选中已经荡然无存，江河没有一个人选，而舒婷和杨炼也各只有一两个人选，顾城选的人相对较多，但也只有四票：吴晓东、赵毅衡、叶辉和潘维。多多的高票当选则是因为他那些更关注诗歌本体(政治诉求不是没有，而是更隐讳)的诗作，契合了最近十年诗歌的趣味，或者说当代诗歌的鉴赏力终于追赶上多多那些情感强烈、意象纷呈的诗篇，尽管当年他的名气远逊于上述五位诗人。从这次评选看，北岛的地位依然坚如磐石，尽管北岛出国后的作品颇遭人非议，但是大多数参评诗人依然认可他早期作品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并且在新诗最初三十年某些优良的传统完全失传以后，是以北岛为代表的《今天》派诗人将自由、平等的观念重新嫁接在当代文化中，而这当然也是诗思得以飞翔的核心动力。（凌越）
“新诗90年十大诗人”评选者：
柏桦、陈超、陈朝华、陈智德、胡续冬、黄灿然、黄礼孩、韩博、韩东、江弱水、敬文东、蓝蓝、雷武铃、冷霜、李亚伟、李少君、廖伟棠、刘立杆、凌越、马雁、潘维、钱文亮、沈奇、沈苇、桑克、王艾、王来雨、王晓渔、王炜、王寅、汪剑钊、吴晓东、西渡、西川、肖开愚、杨小滨、杨键、叶辉、臧棣、赵毅衡、郑小琼、钟鸣、祝凤鸣、周伟驰、张闳、张桃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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