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初，我国出版了一大批外国政治、历史、哲学、文学著作，一律以灰色、黄色、蓝色、白色、绿色等单一色调作书衣，时人称为“灰皮书”、“黄皮书”等。“皮书”的出版，在世界出版史上堪称奇特的景观。《灰皮书、黄皮书》通过个案，对“皮书”出版作了大致的描述；由出版及于外国文化历史，引导读者从旁门走向世界。
何谓皮书？
“皮书”的出版史大约从20世纪60年代初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在那个文化禁锢的年代，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文学艺术以及社会科学著作，是作为“反面教材”供批判用的，所以“皮书”的出版是一项配合“反帝反修”斗争的重要政治任务。
“灰皮书”以政治、哲学著作为主，其中有德国伯恩斯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今天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与实践》等五六种，考茨基的名著《无产阶级专政》及《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陷于绝境中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等近十种，俄国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多种……
“黄皮书”中，当年对青年一代影响最大的是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和阿克萧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其他如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和《解冻》、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叶甫图申科的《娘子谷》、特罗耶波尔斯基的《白比姆黑耳朵》、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和《最后一个夏天》、特里丰诺夫的《滨河街公寓》、沙米亚金的《多雪的冬天》、拉斯普京的《活着，可要记住》、邦达列夫的《热的雪》和《岸》等等，以及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如萨特的《厌恶》、加缪的《局外人》等，也对“文革”中觉醒的一代青年人产生了巨大影响。
“皮书”虽然是”内部读物”，但除了小部分严格控制发行范围（如《新阶级》等），大多数都通过各种渠道在普通读者中传阅，特别是“苏修小说”一类的“皮书”，流传的范围更广，已没有什么“内部”可言。
“皮书”在“反帝反修”的大旗下诞生
人民出版社的老编辑张惠卿是当年直接参与“灰皮书”出版工作的负责人之一，据他回忆，1960年，中共中央成立了“反修领导小组”，酝酿同苏共进行意识形态大论战。中共中央非常重视论战前的理论准备，为了使党的高层干部对“修正主义”的历史、流派和观点有所了解，决定以“内部书”的形式出版一批“修正主义者”和西方理论家的政治著作，这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灰皮书”。
因为“灰皮书”是供批判用的，故“分甲、乙、丙三类，限定发行范围；甲类最严，表示‘反动性’最大，如伯恩斯坦、考茨基、托洛茨基等人的著作，购买和阅读的对象都严格控制”。有些属于“灰皮书”内容的书也采用过红色、黄色或白色封皮。在阶级斗争激烈紧张的岁月，连颜色也有阶级性，“如人民出版社的‘《红旗》丛刊’，白色封面，书名用红、绿两种颜色来区别其内容是‘正’还是‘反’”。红色当然是正的、革命的，灰色或黑色等灰暗的色调则表示是“反动”的。
张惠卿说：“出版‘灰皮书’的工作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统一领导和部署，陆定一部长指定中宣部出版处处长包之静和副处长许力以具体负责……中央编译局根据资料，编印出一份《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著作目录》，收入了近四十名所谓修正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著作，包括蒲鲁东、拉萨尔、巴枯宁、伯恩斯坦、考茨基、福尔马尔、阿德勒、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人。书目列出以后，除了在国内各大图书馆找原著外，还派人到国外去寻找购买。第一本‘灰皮书’是1961年人民出版社用三联书店的名义出版的《伯恩斯坦、考茨基著作选录》。
‘灰皮书’从1961年开始出版，1963年和1964年是高峰期，出版数量最多，因为中苏大论战就是在此时展开的；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断。‘灰皮书’从1972年起又继续出版，到1980年，先后出版了二百多种。”
1962年至1965年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了部分苏联文学“黄皮书”。关于文学类“皮书”的出版背景，据张福生所说，作为“供批判用”、“反面教材”的文学“黄皮书”，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从这批书的出版年代和书目不难看出，它是在反修大旗下诞生的。这个问题我曾请教过出版界的前辈、‘黄皮书’最初的负责人孙绳武和秦顺新等先生。他们说，1959年至1960年以后，中苏关系逐步恶化，中宣部要求文化出版界配合反修斗争。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国家级文学专业出版社，为反修工作服务是责无旁贷的。根据当时苏联文学界争论的一些问题，如描写战争、人性论、爱伦堡文艺思想等，出版社确定了一批选题，列选的都是在苏联或受表扬或受批评的文学作品。这个问题，我也曾在1998年10月问过《世界文学》的老领导陈冰夷先生，他说的大致意思是：1959年12月到1960年1月，中宣部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了一次跨年度的文化工作会议，透露出来的是比中宣部领导周扬更高一层人物的精神。会后周扬找一些人谈话，讲要出版反面教材，为反修提供资料。这是很明确的，但没有正式文件……
陈冰夷还提到一个背景：1959年5月，苏联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召开，茅盾率领代表团出席了会议。那时苏联文学界对许多问题争论不休，而我们对涉及问题的一些具体作品没有读过，所以周扬他们要了解情况，掌握材料，配合即将爆发的两党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