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

    作者：（美）舒衡哲

    版本：新星出版社

    2007年8月版

    定价：30.00元

    舒衡哲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批到中国来学习的美国学者。很幸运，他们在汉语还不纯熟的时候就有机会接触到一批老人。那可都是五四前后已经出名的老学者，如张申府，如俞平伯，如梁漱溟，如叶圣陶。老先生们都已禁声数十年，终得开口，对象却还并非国人。

    但是舒衡哲显然不会满足于听众、记录者这样的身份。她在与众多五四老人接触过以后，逐渐形成一套对中国历史和思想启蒙的看法，慢慢转变成一本书。老人们的回忆帮助舒衡哲点中了中国思想的要害，就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堪称中国启蒙运动。

    所谓五四运动，不单是指那一天的学生运动，还应包括那段时期的文化思潮和政治理想的转变。辛亥革命以后，随着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等多次闹剧发生，梁启超和章太炎这些近代启蒙的先驱们在思想上和经历上发生剧烈的动摇，渐渐沉寂，后又转向传统和学术。用舒衡哲的话说，他们“不能够也不愿意跨越这道门槛，进入一个陌生、孤寂、充满疑惑的世界”。

    章太炎们做不到的事，就由陈独秀和李大钊接过去。过去几代知识分子虽然内心炽烈地爱国，却没有在政治上做好准备，一旦面临机遇处理真正的政治问题就变得束手无策。陈独秀对此显然更清醒。他主张知识分子应该暂时退出政治生涯，回到学校，投身于教育活动和道德改良。而且康有为式的“托古改制”也再不可行，这一代知识分子如果参政，不可能再是单纯挖掘古典思想，势必要引进西方新的政治经济理论。

    严复主持的京师大学堂就意图成为这样一个融会古今、打通中西的教育基地。严复本人身上最好地体现出古今中西思想对传统中国人的复杂影响。毫无疑问，严复在晚年逐渐转向保守，并有虚无主义倾向。可也正是严复为京师大学堂即后来的北大设定了制度基础。严复要求校内多用外语，要求提高教师薪水，向西方大学学习。这些改革实践使他很快丢掉了校长的帽子。后来的继承者蔡元培在这基础上进一步开放，把保守的、创新的、推崇社会主义的各派知识分子都吸收入校，兼容并蓄，终于使得北大成为一个思想熔炉，炼出一批前所未有的“新知识分子”来。

    现在再做总结，五四的最大成果无疑就是这么一批“新知识分子“。其中一些人是青年导师，如陈独秀、胡适、鲁迅；另有一些则是青年学生，如张申府、罗家伦、傅斯年、俞平伯。这些人的知识结构和背景经历各不相同，却在此时同一化地表现出求新求变的冲动。经历过这次极端激进的示威游行以后，各人又都有反思总结，有的当了官员，有的成为学者，还有的做了诗人，分道扬镳，走上不同道路。

    “新潮社”是当时极有代表性的一个群体。它完全是由年轻的北大学生组成，前后存在不过数年，他们一共只出过几期传播新知的杂志《新潮》，当中还不时因为资金或者人员问题而中断或者延期。可这个社团里汇聚了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周作人、冯友兰等一大批日后中国最著名的政治家、学者，让人感叹。这些人的思想分歧不可谓不大，却能不约而同地会聚在“新潮”的旗帜下。按照罗家伦等的意思，《新潮》的英文名字取为“RENAISSANCE”，文艺复兴。在这批年轻人的心里，大家的分歧固然存在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用一种新的精神去迎接新的时代。

    五四运动就是在这重意义上历久弥新，成为以后历代知识分子都愿意重温和感悟的事件。显然，大家并非怀念五四时期各种简陋、粗率、食而不化的现代化理论，而是怀念那种怀着积极心情追求全面创造的时代精神。知识上的启蒙容易，精神上的启蒙困难。在一个社会日趋分裂、碎片化的现时代，作为社会灵魂的知识分子尤其应当振作起来，创新，求新。还是鲁迅先生说得清楚，“五四的老调子不能再弹了。大家必须拿出成年人的气魄来，不要憧憬过去的光荣，必须企图未来的创造。”（书评人 梁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