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2月24日的封面上，列举了当时远东四大“元首“：笨猪天皇，满洲溥仪，斯大林和蒋介石。    

    在醇亲王府北府住了一段时日后，在日本人的百般劝诱下，溥仪先是躲进了日本公使馆，1925年2月又由日本便衣警员护送到了天津的日租界。在天津蛰伏了一段时间后，1927年，溥仪又出现在媒体面前，并接受了《时代》记者的采访。那次采访中他说：“我们今天在中国所看到的，除了政局的混乱、背叛、贿赂、战争以及人民所承受的越来越多的苦难外，就没有其他的了。这些都是那些腐败的将军们造成的。他们遍布各地，进攻，撤退，再进攻——这些都不是为了中国，只是为了他们个人”。他还满怀憧憬地说道：“今天，当一个皇帝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一个好皇帝要为人民着想，会是人民的好父亲。我的能力和智慧还不能担当中国人民之父的重任。我确信会有这样一个人出现，成为一个统一中国的皇帝，他一定是一位比我伟大的人。”

    尚且不论后来者是否伟大，这个时候的溥仪却在不停地干着一件件傻事来证明他的不伟大。随着日军侵华阴谋的渐渐成形，他们也加紧了对溥仪的拉拢和扶植。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11月2日，侵华日军间谍头目土肥原夜访溥仪，说明日军在东北只是反对张学良，对满洲没有领土野心。溥仪表示接受土肥原的建议，到东北做满洲国皇帝。得到了消息的张学良非常愤怒，11月6日晚6点，“张往溥仪居住的静园送了一篮水果，里面藏了炸弹。不是想炸死他，是想让他清醒”(张学良的研究者郭冠英语)，但是这样的做法反而加快了溥仪的安全感的丧失，四天后，溥仪出关投靠日本人。1932年3月9日，日本正式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以溥仪为“执政”，以郑孝胥为“国务总理”，年号“大同”。1934年3月，日本改“满洲国”为“满洲帝国”，改“执政”为“皇帝”，改年号“大同”为“康德”。

    可是在日本人如影随形的监视和细微入毫的掌控下，溥仪的日子也并不好过。1934年3月5日的《时代》里写道：“骑自行车是他的爱好之一。作为一个日本的傀儡，他不敢在无人警卫下走出皇宫，于是他只好在花园里转来转去，练习车技。”

    溥仪充当伪满洲国皇帝时的宫殿位于长春市的东北角，是现在长春最有名的旅游景点。这里的一切都经过了日本人精心的安排。整个伪皇宫为日本关东军设计建造，以日本和西洋建筑风格为主。加入了些许中国传统风格，也是为了掩盖他们的侵略本质而作的寥寥草笔。在宫殿里随处可见的伪满洲国的“国徽”，是由代表东北的高粱花、代表日本的菊花、代表伪满的兰花组成的“兰花御纹徽”。在这座宫殿里，勤民殿相当于当年紫禁城里的金銮殿，是溥仪当年处理政务、办公的地方。当伪满皇帝的初期，溥仪还算勤政，可后来当他发现自己批办的奏折、文件不仅是日本人拟好的，更有很多是已经决定了的事情时，他的热情陡然下降。从那以后，溥仪基本上不进这个书房了。那以后的溥仪，在所有“圣旨”和“奏折”上，留下的全部是“知道了”、“可以”这样的词句。李茂杰在《东北十四年沦陷史》中说：“所谓‘满洲国是王道乐土’根本就是日本人制造出来的谎言。溥仪则在谎言中自欺欺人地继续着他的皇帝梦。溥仪登基用过的大殿，那局促的空间正是溥仪有如笼中鸟一般生活的写照。”

[1] [2] [3] [4]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