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王蒙在复旦大学做了一场《语言的功能与陷阱陀罗尼》的演讲，内中充满了让人忍俊不禁的“无厘头”风格——他认为“阿Q没有追到吴妈，是因为语言方式有问题”、“贾宝玉和薛蟠的根本区别在于修辞方式”；阿Q和吴妈“他们俩一个是光棍儿，一个是小寡妇，阿Q追求吴妈再正常不过了。他们没有成为情侣真是可惜。”王蒙认为，“如果他(阿Q)当时能深情地跪在吴妈面前，背上一首徐志摩的诗，那他的求爱早就成功了。”

    青年哄笑，倒也让人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因为这说明学生们知道王蒙是在“无厘头”调侃，是为了突出他的演讲主题而故意为之，从而也验证学子们还是晓得内中要义的。不过，如果换个场景，是王蒙给一帮普通的社会人士做同样的演讲，那就可能会造成很大的歧义，以王蒙的声名权威，人们自然认定他的“无厘头”绝对正确。

    这一事例说明，专家面向公众的另类解读名著必须要建立在公众认真阅读名著并深谙其精神的基础上。近年来，戏说、恶搞、娱乐化解读历史文化和经典名著的大众文化风潮盛行，也给公众阅读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否则，没有眼见为实的阅读作基础，就会吸收进很多被加工过的东西，在心灵脑髓里沉淀下伪文化的具象。

    遗憾的是，当前国人的阅读能力在持续下降，纵是处于阅读旺季的青年人也将经典阅读丢诸脑后，代之而起的是流行阅读。书香作为阅读载体的功能在逐渐退化，虚拟阅读正在成为现实主流。在数字化的“比特”替代了铅印的词句后，人的写字(不是写作)能力也因为电脑工具而退化。疏离了笔墨而敲打键盘的人，往往会出现写一个常用字也举棋不定的尴尬。可以说，书籍传导给人听、说、读、写的四大乐趣目前已经丧失了“读”和“写”这两个关键要素，“听”和“说”也就失去了意义。笔者不是申论信息时代给阅读带来了灾难，而在说明信息时代的虚拟阅读替代不了传统的纸质阅读。偏废了传统阅读模式，会使人在过于泛滥的阅读信息中迷失方向和形成懒惰思维。

    陈西滢先生在上世纪20年代和鲁迅先生论战时在其“闲话”系列中曾述及当时中国30多所大学的图书馆藏书不过150万册，文人学者们几无书可读，从而表达出对西方大学图书馆的欣羡。现在呢？书的品种多了，书的数量也多了，古今中外，现实和网络，几乎是“书多渐欲迷人眼”，然而在如许多的书讯中，古今中外的经典却最是疏离的一群，要么是零星片语出现在各级教科书上，要么躺在附庸风雅者的书橱里。

    中国书市和大众文化载体，却也不时出现经典名著的影子，但都是被“恶搞”或娱乐化包装后的样子。至于未来可能经典的现代作家的作品，却也和人一样有着极其明显的“代沟效应”——70后作家的笔耕就已经和这个多元娱乐的时代脱轨了。11月20日，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就称，从市场的角度看，70后作家会很痛苦，他们有偶像却没有粉丝，一方面他们写得很好，但是却不像80后作家拥有最忠实的读者。张颐武称70后、80后里还没出名的作家很难有机会成为大众畅销书作家了，“市场已经完全被占满了，他们只能等待30岁以后打入小众畅销书领域。”好个“偶像”和“粉丝”，这意味着无论70后还是80后作家的成名都不是靠“读”出来的，而是靠“追”出来的。

    如果说纸质阅读时代像冥思和静修，偶像和粉丝时代的“追”书就像是浮躁的激情展示。也难怪——“但是对于80后一代，需要与虚拟世界紧密结合，需要把这种焦虑不安表达出来。”(张颐武语)

    广播电视时代，侵占了人们一部分围炉夜话和静坐阅读的权利；信息时代，经典阅读不仅被剥蚀还被置换。由于信息载体的迅捷，承载其上的书籍也成了文化快餐，一般人不加思考即可将其消化。可是人们也不能忘了，在这些快餐阅读之外，还有历史传承下来的传统阅读的经典大餐，譬如经典名著，那是要坐下来细细品读的，也许这费时费力，但也是不可或缺的。拂去书斋上的纤尘，掀开经典，思绪就会从扉页一路延伸下去，弥漫于无尽的阅读乐趣中。 （张敬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