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中国人的眼中，英雄人物们的早年生活充满了神秘的色彩，从汉高祖斩白蛇到赵匡胤降生时的“体有异香，三日不散”，英雄似乎冥冥中注定为承担某种济世救民的使命而来。但凡一个人在某个领域展现出超常的创造性，取得辉煌成就，英雄的神化过程也随之开始，即使到了近代，此类神异故事依旧在民间流传。
据传说，孙中山出生时出现了“紫气东来”的“瑞象”，李立三降生的那一年，他家里的铁树开了花，贺龙降生后，家乡遭遇罕见的龙卷风，石龙坠落门前，仇人遭雷击致死。
然而，如果我们认真阅读英雄人物的生平传记，就会发现，他们的早年生活是平凡的，与常人并无十分明显的差别。一句简单的“时势造英雄”也难于解释他们的成功，是什么让他们脱颖而出？他们的性格和常人相比，又有哪些迥异之处呢？
谷传华，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长期致力于思考这个问题的青年学者，他从近代名人人生经历入手，历时三年多，深入剖析解读，勾画出一条近代名人们“社会创造性人格”的练就之路。
早在2002年4月，那时的谷传华尚在北师大攻读心理学博士学位，他在研究中发现，“如果总是习惯性地将学生的创造性作为研究重点，范围狭窄，结论也欠缺代表性，而目标锁定在社会名人身上很可能会带给人们更大的启发。”
虽然有了新想法，可确定研究对象却并非易事。谷传华意识到，研究对象既要有非凡的创造业绩，又要有足够的材料，否则对其人格的分析就不可能完整全面。动荡的时代环境与丰富的文字记载，让近代名人走进了谷传华的视野。
他先从多部中国近现代社会名人大辞典中搜集到300位社会名人，然后请三位历史学专业人员从中精选30名历史资料相对充分、比较典型的具有创造性的人物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包括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社会活动家。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在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政治、军事或外交等社会领域，曾以高度的创造性解决社会问题，做出了历史所公认的杰出贡献，表现出非凡的社会创造性。
谷传华主要运用历史测量学方法和个案分析两种研究方法，做了大量的统计分析，研究的结果却让人大感意外。绝大多数的研究对象在出生以及出生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与“凡人”并无明显差别。这意味着，与其他心理倾向和心理特征一样，社会创造性也具有一个发生、发展、成长的过程，而不是生而有之的。
青少年时期的英雄人物具有共同的显著特征———自命不凡
“大多数‘英雄’早期并无杰出的表现，而是与周围的同龄人一样，过着平淡无奇的生活：像其他的孩子一样玩耍、游戏，与成绩平平的兄弟姐妹一样遵守着族规家法和封建礼教，与同伴们一起读《四书》、《五经》，并经受着各种新潮流、新思想的冲击。”
他发现，这种平凡性还表现在早期生活的愿望和学习的动机上，他们大多仅仅想通过教育改变或改善当时家庭的生活，或者为取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做准备。而在一些贫困的家庭中，学习则是为维持生存，养家糊口。
然而，在史料展现的蛛丝马迹中，这些貌似平凡的少年英雄们不为人知的一些性格特点被挖掘出来，而自命不凡就是一个共同的显著特征。“这反映出个体相对于一般社会群体的边缘感和自我优越感，这成为他们领导或试图领导各种社会活动的重要心理因素，某些传说或偶合也促成了这种领袖欲。”谷传华分析说。
“贺龙出生时的特殊气象无疑给父母、家人以及周围的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影响，觉得他有可能成为“惊天动地”的英雄人物。人们会有意无意地通过惊奇、关爱、接近、褒扬或排斥、妒忌等方式将自己的预测或期望传达给孩子。而在学业、社会活动中取得的成功或优异成绩常常又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自命不凡或优越感。另一方面，英雄崇拜则发挥了榜样学习或观察学习的作用，增强了个体进行非凡行动的倾向。”
外向型性格——敢于反抗在他们的人格中凸现出来
与自命不凡相伴而成的是外向型性格，这些英雄人物在青少年时期表现非常明显。“他们喜欢探索外部世界，热情乐观，主动面对和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尤其是能主动地与人交往，表现出合群、自信、坦率等行为倾向。对社会交往的敏感性促进了随后的‘社交性’性格的进一步发展。这些性格特征包括合群、勇敢、激进、上进、友好、坦诚、泼辣、力行、勤奋、精力充沛、理想主义等。”英雄人物青少年时期在特定人格维度上往往表现出“极端化”的倾向，也让他们在性格层面凸现出来。通常“坦率而非含蓄、直率而非深沉、激进而非中庸、竞争而非谦让是他们共同的特点，而这种特点常常通过反抗、冒险、高成就动机表现出来。”
谷传华博士告诉记者，在研究对象们早期生活的记录中，很容易发现他们反抗或叛逆行为的迹象，而反抗的成功或社会活动的成绩无疑起到了某种强化作用。比如，毛泽东曾回忆说，十三岁左右，“父亲当众骂我，说我懒惰无用。这使我大发其火……我走到一个池塘的边上，对他威胁，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便跳下去。我的父亲一定要我赔不是，并且要磕头赔礼，我同意如果他答应不再打我，我可以屈一膝下跪。”结果，父子互相妥协，结束了“战事”。
他分析认为，少年毛泽东总结出来的这一“反抗成功律”，即公开反抗导致对方的妥协或客气，而怯懦屈服导致对方的压迫加剧这一“公式”，影响了他随后的生活。他后来所领导的一系列罢工、罢课以及农民起义，都有将“反抗成功律”实际应用的影子。李立三、叶剑英等均有过与少年毛泽东类似的经历。反抗成功所带来的巨大强化作用往往促成了个体在更深层次、更广范围的反抗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