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余秋雨近日应邀做客新华报业集团举办文化讲座，纵论传媒的文化责任。出于对新华报业集团的信任，他吐露内心积郁已久的肺腑之言，称他的一些学生由于被媒体的报道所困扰，荒废了自己的艺术生命。同时，他也以一个批评家的姿态，批判了当前传媒业所存在的一些不正常的现象。他说自己也曾经到过很美的城市，但
由于当地的几家媒体非常“嚣张”，导致了他对整个城市的印象恶劣。他呼吁传媒爱惜那些在“人际关系上非常弱”的文化名人。
优秀的创造者被麻烦困住了
余秋雨认为，中国富裕后，精神领域的空虚成为最迫切的问题。在这种情势下，文化没有跟上。“文艺作品让全世界都承认的几乎没有。我们的文化形象，国内外都承认的是姚明，当然还有郎朗。但文艺作品却是缺席的。”
那么是不是缺人才？余教授断言：不是，“我们到处都是人，但是优秀的创造者被各种各样的麻烦困住了。被各种人事关系、某种体制、谣言、争论、麻烦事，一下子困住了。”而且他认为，这绝大多数麻烦和传媒有关，“如果海明威、贝多芬生活在这个时代，被很多绯闻困住，那也完全没有办法出来”。
两个学生因爆料而毁掉艺术生命
余教授曾经看过一篇报道，“女子当街用人工呼吸抢救另一个昏厥的女子，当街卖弄慈善”。看到这则消息，余教授大为惊讶，因为“善恶颠倒了，很好的事情被说成‘作秀’、‘卖弄’。”此外，还有爆料，“为什么爆料，因为他是文化名人。但媒体在爆料时，有没有想过自己在轰毁一个人几十年的努力，在轰毁一个艺术奇迹。”曾经有座很好的城市，“但报纸不好”，于是让余教授产生了非常烦的印象。他对当地宣传部门的领导说：“为什么你们的报纸那么嚣张？连港台明星的绯闻也要拿过来大大夸张”，在他印象中，这个美丽的城市变成了一座邪恶的城市。
他曾经当过6年戏剧学院的校长，并把每年的薪水都捐献给贫困地区的学生。他看到自己的两个学生，历尽艰辛好不容易站到舞台上，演了两个戏，却开始面临各种各样的绯闻爆料。一个从此不怎么再演戏，另一个从此的艺术就是为了回答诬陷，“要证明两年前报纸说我的是错的”。他活着的目标都变成了这一点。“这是多可惜的事情，他们本来有可能成为极其优秀的艺术家，但现在不可能了，因为心态不行，中国人本来就很在意别人怎么说自己。”他也在电视上看到作家吴淡如，本来很会说话的一个人，但说到关于自己的一个小小的问题，就完全说不清了。
亲人把报纸藏来藏去免受伤害
这其实也是余先生的切身感受，他开始“千禧之旅”时，报上开始出现对他历史问题的负面报道。由于余秋雨夫人马兰的父亲曾经被打成右派，所以老两口非常紧张，以为“文革”又要来了，赶紧把报纸藏起来。而马兰也怕父母看到受不了，也在把报纸藏来藏去。
同样的事情还曾发生在巴金身上。当造反派在“文革”期间针对巴金在报上发表批判文章时，巴金太太就紧张地藏起报纸，巴金又想看报纸，于是藏来藏去闹了一上午。
当余教授吐露自己的困扰时，全场有些骚动，但余教授继续说：“我出于对新华日报的信任，把我心里的话讲一讲。现在那些站在第一线进行文化创造的人，都是中国最善良的一群人。”他说，从《贝多芬传记》中也可以看到，贝多芬“在抵挡伤害上弱得不得了”。所以，他呼吁传媒爱惜这些文化名人，“创造者是少数，天才更是少数”。“吵吵闹闹的菜市场是永远出不了文化巨星的”。文化人和艺术家永远要保护，“因为他们的个人修养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健全，本来就是偏窄型人格，不太可能是人格典范”。
精彩对答
两个小时的讲座结束后，新华报人与余秋雨教授进行了坦率的交流。很多问题暗含机锋，不过余教授可是来者不拒，一一解答。现摘录其中的部分。
问：现在的新生代偶像如超女、快男来势凶猛，而文化名人屡受质疑。社会的精神领袖也越来越少？
答：每个时代都需要自己的文化关注点。社会是立体的，它有低层次的存在，所以，低层次的偶像存在也是合理的。但对于高层次的文化关注，不要以偶像崇拜的方式来进行。如果高层的文化人变成偶像崇拜了，那么你可能变质了。
问：我既是您的粉丝，又是李宇春的粉丝，请问您如何解释我的文化倾向？
答(哈哈笑)：要知道在人民大会堂给李宇春颁奖的就是余秋雨。这个社会本来就是多元的，可以有多元的爱好和存在。我当时对李宇春说的是“你没有改变音乐，也没有改变音乐的表达方式，但你改变了一般民众表达自己审美爱好的方式。”
问：网络准入制门槛很低，可以随意攻击人，想说什么说什么。您对流媒体的传播现象有何看法？
答：要微笑来面对，不要诅咒，不要生气。流媒体一下子变大了，它浩浩荡荡像流水一样很大。但人们终究会在那儿迷失，要寻找坐标。这个时候，大家对正常媒体的期盼更殷切了，人们在江湖里晃荡的时间长了，也会寻找码头，希望我们的媒体就是码头。
问：《色，戒》看了吗？如何看待李安？
答：没看过，但看过电视里的片断。李安是一位很有艺术感觉的华人艺术家，有一次台湾女子评选最有魅力的男子，我很不好意思跟他一起评上了。对于李安的作品，要看他的艺术内核。他说，张爱玲的作品里有一种特别的光辉始终牵动着我的心，不是说李安突然对上海、对国民党时期的特务产生了兴趣，而是张爱玲的作品让他有了艺术生发的可能。
问：西方媒体也存在色情泛滥、炒作绯闻等问题，您把几乎现在所有的麻烦都归结于“与传媒有关”，是否简单化了？
答：是，西方也有炒作绯闻的报纸，但很明确，就是小报，这个区别很明显。西方也有一些充满道义的大报。文化人优秀的成果是通过传媒的力量来发现的。因为报纸，代表千百万的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