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贺子珍在沈阳
妈妈说：去解放军总医院安排外婆从华东医院转院事宜时，她遇到过冯文彬(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外婆在红四军的战友)和叶剑英(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弟弟，向他们谈起外婆来京一事，表达了外婆希望来京的心情。他们对此是支持的。中央的态度则是：外婆可以随时来往京、沪两地，想住多久住多久。
可以肯定的是，我的爸爸——外婆非常满意的女婿“小孔”，为外婆来京一事默默做过大量工作。只是他已于1999年突然去世，同时带走了多少没来得及说的话。每当想到这里，我的心都会作痛。
1979年9月3日，也就是妈妈带我回京上学的第三天，中央派专机把外婆接到了北京。这个日子离9月9日外公逝世三周年纪念日还有六天，离10月7日外婆70岁生日还有一个月。
在北京机场，外婆见到了前来迎接自己的井冈山姐妹曾志，她当时担任中组部副部长。30年前，外婆即将进京时被组织部门阻止。现在，中央组织部门的代表欢迎她回家。外婆的漫长等待终于有了结果。
从1977年开始，每年的9月9日和12月26日，我们全家都会去毛主席纪念堂。据统计：1979年毛主席纪念堂接待国内外来宾和各地群众153万人。然而那年9月8日迎来的，必将是最特殊的一位——那就是与我外公毛泽东有过十年患难夫妻生活的外婆贺子珍。
1958年在一次中央会议期间，外公在提议身后火化的倡议书上第一个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随后几乎所有高级干部和重要民主人士纷纷签字。1976年外公去世后，中共中央决定兴建毛主席纪念堂，永久保留外公遗体。这一决定自有后人评说，但确实给了我外婆再次见到外公的机会，这不能不说是她不幸中的万幸。
1978年，中央开始安排各地老红军、老干部专程来京瞻仰毛主席遗容，很快就有25000多名老同志实现了再见一次毛主席的心愿。外婆则在上海足足等待了一年多。她刚刚乘专机到达北京，就要求前往纪念堂。妈妈、爸爸和医护人员很是为难。经过劝说，外婆同意再等几天。
贺子珍姐妹
在出发前两天，大家对她做起了工作：
姨妈，到了毛主席纪念堂，不能发出任何响动，更不能大声哭，这是纪律！
姨妈，你一定要答应哦，不能哭，要听组织上的安排！我们就在您的身边。
外婆频频点头。她这一辈子是最遵守纪律的人，她听组织的话。
外婆的纪念堂之行是保密的。《伟人安息的地方——毛主席纪念堂纪实》一书的附录“毛主席纪念堂大事记”详细记录了自1977年到1992年来纪念堂参观的中外重要人物，其中1979年9月只有一条记录：“9月27日，卢森堡大公让殿下，由宋之光副部长陪同，前来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
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外婆一行从位于北京西郊十里长街上的解放军总医院出发了。外婆用她可以活动的右手，紧紧握着一条精心挑选的白手绢。
外婆是坐着轮椅从面对天安门城楼的毛主席纪念堂北门进去的。妈妈和爸爸代她向北大厅毛主席坐像献上一个心形花圈，左右缎带上分别写着：
永远继承您的革命遗志
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敬献
花圈的形状，缎带的文字，妈妈都是征求过外婆意见的。心的形状可以代表外婆、妈妈、爸爸对外公的一片心和几十年来的思念。“革命”和“战友”，则是对外婆与外公一生的概括。
妈妈和爸爸一左一右陪伴着外婆，在外公汉白玉坐像前合影。此时外婆和外公都坐着，目光望着前方的天安门。照片留下这个历史性的瞬间：自1937年延安凤凰山合影后，贺子珍与毛泽东又坐到了一起。外婆纪念堂之行照片作者为《人民日报》摄影记者吕相友。20世纪50、60年代，吕相友在很多重大国事场合为我外公拍照。外公逝世后，他又和我父母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次他应我父亲之托，全程跟随，尽心尽力地拍摄了外婆当天在京的全部活动。惟一的遗憾就是吕伯伯本想采访我外婆，谈谈在纪念堂活动的感受和心情，但因外婆中风后讲话困难而未能实现。
随后，外婆被缓缓推进瞻仰厅。升降机缓缓托起水晶棺，外公又出现在外婆眼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