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毛泽东与贺子珍在陕北

    我的姑姑孔淑静由于我爸爸的原因，对外婆也怀有深厚感情。她介绍了这样一个背景：

    1979年初，我父亲写信给邓小平同志，反映了贺子珍的状况，建议增补她为全国政协委员……邓小平很快就批示：贺子珍增补为全国

政协委员。那年增补的委员还有缪云台、王光美。

    1979年6月10日，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批准增补贺子珍等为全国政协委员。次日，全国各大报纸刊登了新华社播发的这一消息并配发了一张照片：满头银发的外婆与我——她的外孙女在华东医院花园里看《解放军画报》1979年5月刊。

    40余年前在外国记者笔下出现过的女红军贺子珍，与世隔绝多年后又重新成为新闻人物。记者王行娟来到华东医院，成为采访我外婆并为她立传的第一批记者。外婆终于开口了！

    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差不多每个星期六的晚上，星期天的上午和晚上，王行娟都来到外婆的病房，听她讲述自己的过去。70高龄的外婆以重残之身，断断续续地艰难吐露着心声。外婆的记忆是很好的。她讲述的大部分事实，都可以从党史中找到印证。

    不过，外婆一直不忍叙述在苏联的磨难。她还认为自己长期没有参加工作，对不起党和人民，所以没有提及解放后的经历。这真是非常遗憾的事情。这份一万余字的“贺子珍自述”后来成为1988年江西省妇联所编《女英自述》一书开篇之作。

    看着王行娟整理的外婆自述，我感觉很多谜团豁然开朗，这是一份关于外婆与外公爱情故事的完整动人的叙述。25年后，借助这份自述，我终于进入了外婆的世界，读着她的心声。

    我开始理解沉默的外婆。她勇敢无畏、敢于开创的奋斗精神固然可敬，而追求独立的人格更是难得。这样一位女中豪杰的命运却如此不幸，是不能单纯用性格、脾气来解释的。如果她不是频繁生育，或亲生骨肉没有夭折或散失；如果她没有身负重伤， 或弹片被及时有效地取出，外婆怎会离开外公？她的后半生，同时也是外公的后半生，都完全是另外一种活法。不过历史是没有如果的，外婆除了沉默，又能做什么呢？曾几何时，从井冈山到延安的苏区上空闪耀着两颗明亮的星——毛泽东与贺子珍，我的外公外婆。他们同生共死，度过中国革命最艰难的十年。后来，累累伤痕使外婆偏离了原有轨道，从外公身旁消失了。外婆是西沉的弯月，外公是东升的旭日，再难相见。然而，月到半夜，日在中天，他们其实都是寂寞的。外婆记挂着天界的安危，外公思念着人间的冷暖，无奈为时已晚！外公外婆的传奇成为永久的爱情悲剧。

1937年，毛泽东与贺子珍在延安

    外婆在上海华东医院接受采访的同时，在北京的妈妈和爸爸正在安排另一件大事：把外婆接到北京。外婆盼望进京，已经盼了整整30年。

    1949年，外婆想去北京(当时还叫北平)。因为外公即将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里还有她的老战友和好姐妹：朱德、罗荣桓、蔡畅、康克清……目睹开国大典会让外婆觉得不虚此生。

    1966年，外婆想去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17年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也许能看一看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的丈夫。也许到女儿家住一住，抱抱外孙子，还未了心愿，给清冷、枯燥的心田以亲情慰藉。

    1979年，外婆想去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30年了。外公已与世长辞，他安眠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毛主席纪念堂中。朱德、陈毅、彭德怀，这些外婆井冈山时期的战友也已去世。物在人去，好不伤感。

    然而，外婆坚持要去北京，尽管高龄而且卧床不起，她刚强的性格一如当年，没有改变。现在看来，我认为北京之于外婆，其象征意义应该大于实际意义。外婆所坚持的，是一个老党员、老战士和老公民的权利，是一个母亲和妻子的权利。

    外婆一生中，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红都瑞金工作、生活过，长征之后在陕北的红都保安工作、生活过，还到苏联红都莫斯科留过学。如果在革命胜利后，却进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显然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

    至于外公，人虽然已经不在了，但从延安离别的42年——特别是庐山相会以来的20年间，他与外婆的精神联系早已超越了物质层次。能够到外公生活过的地方看一看，对外婆来说，已经很满足了。

    妈妈理解外婆，她知道外婆想来北京，想实现自己本应有的权利，想看看外公，想经常见到女儿和孙子孙女。只是外婆这样一位人物的行动，往往要惊动许多部门，妈妈必须各处落实。首先是外婆的住处。

    70年代末，我们一家住在景山后面的部队大院。妈妈听说这里本要用作军委大楼，后来外公不同意，“挨批了”，就改为宿舍。这样的“军转民”建筑当然谈不上适用，实际上就是高级筒子楼。把需要卧床的外婆接到这里显然是不妥当的。

    本来，妈妈是想让外婆到北京后住进像上海湖南路一样的“家”而非医院里。但是原来选定的地方一直住着别人，腾不出来。最后还是选定了解放军总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