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5日，全国的文化出版机构和众多文化人又一次云集重庆，共襄第十七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盛会，不禁使人记起六十余年前那场更大规模的聚集：全国一流的教育、文艺、新闻出版和科学技术机构及人才荟萃于战时陪都，郭沫若、茅盾、曹禺、老舍、马寅初、顾颉刚、徐悲鸿、张大千……他们同重庆人民一道，背负民族的创痛，用自己的笔和血气，战斗、抗争，终赢回中国的荣光。
特开设“陪都读书忆往”专栏，希望通过名人之后、名人近友以及研究者的追忆，重返那个星光闪耀的年代，重温血雨腥风岁月里的一脉书香。
1945年冬老舍一家摄于重庆北碚
老舍先生是喜欢书的，喜欢读书，也喜欢买书和藏书。
早在英国的时候，他缩衣节食，省出钱来，买了包括莎士比亚原版全集在内的不少书，竟然长期挨饿，得了胃下垂。
可是，日本军国主义1937年发动的侵略战争让他成了无书的人。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图书全部丧失掉，让他十分伤心，从此不敢再存书。
“七七”事变之后，由于形势紧张，8月13日老舍先生只身由青岛退到济南，两天后，夫人和三个孩子也来到济南，住进齐鲁大学，但书籍、行李和家具全剩在了青岛，遂托挚友想办法日后送到济南。九月初大学开学，但开学没多久即停课，教师和学生几乎走光。等到11月15日，守军主动炸毁黄河铁桥，黄昏时老舍先生提起小箱子赶到车站，经朋友帮忙，由车窗中挤进最后一趟离开济南的火车，落在挤在车箱中撤退的士兵当中，逃到武汉，开始了流亡生活，而家属则留在济南。
家中所存杂志有四大筐之多，由青岛逃出之前，为了减轻累赘，全部卖掉，仅得四十铜板。火炉、小孩的卧车，和老舍先生全份的刀枪剑戟全部扔掉。主要家具和书籍全由铁路上的朋友送到了济南。老舍先生将自己的书籍、字画，全部打了箱，寄存在齐鲁大学图书馆里。
一年之后，夫人和孩子离开了已经沦陷的济南，由娘家嫂子接回北平，家具等大件又全部扔掉。这次最惨重的损失是书籍、字画和书信。书籍和字画仍存在图书馆，后来齐大成了日本人的兵营，连校内地上的青草都被日本军马啃光了。那些书籍、字画最终下落不明，彻底遗失了。书信，其中包括老舍先生和胡絜青先生的早年情书一百余封，被夫人临走时藏在齐大校园内长柏路二号楼下的大洋铁炉子体内，最后也是不知所终。
从此，老舍先生和家人，五条人命之外，一无所有，成了“四大皆空”的人。
1943年，老舍先生的三个孩子已经分别长到十、八、六岁，可以自己行动了，由妈妈胡絜青和一名跟家人一样的女佣陈妈带领，千辛万苦，走了五十多天，徒步横穿河南，逃出了沦陷区，来到大后方重庆和老舍先生团聚。
这时，老舍先生住在重庆郊外北碚镇。据我的回想，当时在老舍先生身旁的确没有发现任何书籍。房中倒是有一架竹制简易书架，可惜，上面空空如也，全然无书。此时，他已下定决心，不再存书，免得日后损失了伤心，书还是由公众图书馆去保存吧。
那时，国立编译馆就位于我们住房的附近。那是一座负责编写全国中小学教材的权威机构，有内部图书室。胡絜青先生来到北培不久，就当了国立编译馆的馆员，分派到通俗读物编研部工作。梁实秋先生当时在该馆供职，王老向先生则是胡先生顶头上司。萧伯青、萧亦五、席征庸等先生都是她的同组同事。虽然北碚在卢作孚、卢子英伯仲二人的倡导和支持下拥有一座很像样子的公共图书馆，但老舍先生从未从那里借阅过书籍。我想，老舍先生大概都是托朋友们替他在编译馆图书室解决借阅，如果有什么书籍要参考的话。
有一个时期，老舍先生借阅了一些英文书来看，白天在写作的空隙之间大声地朗读。大声朗读英文，这本是他的一种习惯，以后也一直维持着。晚上，等到孩子们下了课，两位姓萧的朋友也下了班，吃了晚饭，围坐在院中，由老舍先生宣讲英文小说中的故事，像说书一样，绘声绘色，十分生动，很吸引人。讲累了，便“且听下回分解，明日再讲”。这样的故事会持续了很长时间。这个时候，正是老舍先生创作《四世同堂》第一部的时候。我记得那部英文书的故事是描写战争的，大概是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新的美国小说。我猜想，阅读这些书的本意并非全是消遣，和他正在进行的抗战文学的创作可能间接的有点关系。
老舍先生倡导念书，尤其是外文书，哪怕是完全无关的书；写累了，念一念，换换脑子，是一种休息，偶尔还会有意外的启发，产生新的灵感，一个解决难题的契机说不定就此诞生，总比想不出好词愣想愣憋更好一些，往往有出其不意的奇效。
老舍先生本来是教书匠，在抗战前，在大学教书是要写讲义的。只见他整天坐在图书馆里埋头备课，阅读了大量参考书，做过大量笔记，只在假期才进行小说创作。他的一部《文学概论讲义》，居然引用了一百四十多位古今中外学者、作家的论述、作品和观点。就是后来不教书了，他依然保留了摘记笔记的习惯。
他的笔记有两种，一种是对景物的观察记录，尤其是早期，记的很勤，日积月累，常常成为他日后创作的素材；另一种是读书笔记。
随着年纪的增长，笔记记得越来越少了，但阅读习惯一直保持着，直至晚年。
“四大皆空”的局面一直维持到50年代初。条件改善之后，尤其是有了自己的小院子，老舍先生又开始买书和藏书了，虽然不如以前那么踊跃，多半是只买那些对他的创作有直接参考价值的，譬如记述义和团的历史书。
60年代初新版《鲁迅全集》问世时，老舍先生曾派孩子在第一时间到王府井新华书店去排队，抢购了一套精装本，充当自己的镇宅之宝，并把周恩来总理在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时委派诸多大文学家联名写的邀请信藏在《鲁迅全集》的某一卷中，那封信是盛情邀请老舍先生回国的。此举，像这封信自身一样，标志着一个新时期的开始，也为结束“四大皆空”画了一个圆美的句号，仿佛。(舒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