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顾城意义在于诗歌而非塑造偶像

    11月17日，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个读书社团和两个民间诗歌组织，在人大校园内举行了纪念顾城逝世十四周年诗歌朗诵会。这一天，沈阳、乌鲁木齐、武汉、杭州、西安、南宁、无锡也举办了同样的纪念活动。同人大的诗歌朗诵会一样，各地的纪念活动主办方也全部为当地的文学社、诗社或书店，作为中国现代诗歌史上一个特别的人物，顾城以这样的方式证明着他在民间以及诗人、诗歌爱好者中的影响。

    1993年10月8日，在新西兰北部的一个小岛上，“朦胧派”代表诗人顾城杀妻后自缢于一棵大树之下，留下了《一代人》、《远和近》、《生命幻想曲》等著名诗作，以及一本自传体小说《英儿》。顾城自杀以及《英儿》的出版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关于顾城是“天才诗人”还是“杀人犯”的争议，至今仍然有走向两个极端的迹象。14年来，如何来定义和评价顾城，依然没有尘埃落定，他依然像一个滴血的感叹号，悬挂在日渐衰落、暮色沉沉的诗歌天空中。

    即便在诗人中间，对于顾城也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在17日人大的纪念朗诵会上，诗人张后自行制作了“纪念诗人谢烨”的条幅，坚持要求主持人将此条幅与顾城海报悬挂于一起，这起突发事件引起不少在场学生的鼓掌欢迎。条幅终未挂上，张后写在黑板上的“纪念诗人谢烨”字样，也被一个穿白衣裙的女孩轻轻擦去。一切如以往一样，这个“任性的孩子”仍然为人们所任性地宠爱着，而被遗忘了诗人身份的谢烨，她的死难日没能成为她的纪念日，她的死，仍然只是现代诗歌史上一个可以随意被抹掉的句子。

    其实，对于顾城和谢烨的纪念，可以分看成是对于“诗歌”和“人”的纪念。顾城作为诗歌符号，是大于谢烨作为“人”的符号的，这在诗歌尚处于黄金时代末期的上世纪90年代如此，在恶搞体泛滥、人人皆可诗的网络时代也是如此。纪念顾城，是因为他那个纯净、天真、和谐、纯美的梦幻世界，是很多人的诗歌理想，也是人们对诗歌传统审美的认同和怀念。民间自发地组织纪念活动，对促进诗歌向诗本质之美回归是有帮助的。在诗歌圈子日趋浮躁，诗人急功近利、炒作盛行的时候，重提顾城的意义在于寻找诗歌的文本而不是塑造和美化一个偶像。

    在探讨诗歌和人的关系中，主流的观点一直认为，首先要做好一个人，其次才是好的诗歌。追求好诗的前提是不能丧失人格和尊严。从这个观点看，顾城和谢烨都是需要纪念的，他们都是诗人，他们在同一天离开这个世界，他们用自己的悲剧来警醒诗人，如何区分世俗生活的真实和诗歌世界的虚幻。那么，我们为何不在为顾城献上一圈花环的时候，也为谢烨点燃一盏烛光呢？

    社会的漠视，文学的被边缘化，使得诗人成为最容易陷入精神困境的一个群体。前不久，湖北籍诗人余地在家中自杀，再次证实诗人内心世界的脆弱。什么实现自我与社会的价值，维护精神王国的纯洁，唤醒人们对诗歌的关注……这些只是自私自利的借口。在眼下，社会赋予诗人的责任已经少到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但不得不需要一再提醒的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一件神圣的任务。

    再没有任何时候能比现在更让人发现诗歌的一无所用，诗歌成为垃圾的惟一好处是：诗人们的脸皮厚了，神经坚强了，每天忙着拉帮结派和出名，虽然少写了不少好诗歌，却也降低了那些毫无价值的死亡几率。什么时候诗人之死不再被美化和崇拜，诗歌写作或许才会回到它应走的道路上来。 （韩浩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