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稳,云南作家，汉族，1962年出生，1985年毕业于西南师大中文系。1986年开始发表作品，创作以小说为主。因创作西藏题材的长篇小说《水乳大地》《悲悯大地》而闻名，其他长篇小说还有《骚庄》《冬日言情》《山城教父》《清官海瑞》等。2004年发表的《水乳大地》曾获“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2004年当代长篇小说优秀奖”“2005年全国优秀图书奖”等奖项。

《偷书贼》

    用四天时间看德国作家马格斯·朱萨克的《偷书贼》。

    故事讲一个买不起书的穷孩子，寄人篱下，在严酷的战争环境和生存艰难之下，靠“偷书”来满足自己的求知欲，或者说饲养自己饥渴的灵魂。这是一个弱小灵魂高尚的“行窃”。第一本书不应该说是“偷”，而是捡得的。一本《掘墓工人指导手册》，竟然成为她的学习入门指南。遗憾的是，书中对这本奇特的《掘墓工人指导手册》之象征意义挖掘不够。你想想，在那个年代，掘墓该是一个多么具有时代特征的活儿。不仅如此，作者对后来这个偷书的女孩儿从镇长夫人家里偷来的几本书都缺乏更深一层次的对应描写，比如书中的故事如何关照现实中的苦难人生。但巧妙的一点是，作者采用了“书套书”即“戏中戏”“结构套结构”的手法，书中人物在大轰炸中写的一本《偷书贼》，就是作者眼下展现给我们的这本厚厚的图书，人物叙述的故事就是作者叙述给我们的故事。

    这本书抓住了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又抓住了一个重要的主题——书本、文字对于人类的力量，对于人类灵魂的拯救——哪怕是在人类饱经战火的时代；还涉及一个更为紧要的因素——人类的崇高与邪恶同时并存，让死神也不得不困惑于人类的复杂与不可思议。这就是它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成功的关键。所谓普世关怀与价值，就是指的这些吧。

    最精彩的还是书中的叙述者——死神。他是全知的，而非全能。他总是在高处看着人间上演种种悲欢离合。他负责带走人们的灵魂，在世界大战的各个战场上疲于奔命。他对人间的善恶不轻易作出自己的评判。他或许也有情感，对人间的苦难掬一把同情之泪。他的困惑则更发人深省，通常情况下，神对人的行为作出评判，是公允的，像睿智公正的法官之最后审判裁决。但是当神也困惑不解时，当他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也搞不明白人间的种种苦难与死亡，这个世界就一定出了大问题了，人类一定就面临大悲剧了。

    惊讶于作者的年轻，按我们的划分，他是属于70后的作家，但我们可以从这个德国青年作家身上，看到当今世界文坛的新动态。他才32岁，但他的历史感却把握得如此到位，而结构与文体上的创新更像一个老到的写手，属于一种天才的写法，是上帝赐予的灵动与智慧。这个上帝应该说是一种广阔丰厚的文化背景，以及自由、完整的西方教育。然而，我们的很多作家难有这样的眼光。我们所叙说的历史，为什么总是那么干巴巴的啊，为什么总是那么沉闷乏味啊，我们的历史感和对历史作出的评判，为什么总是跳不出那些条条框框啊？写作者有责任，社会环境本身也有责任。

    该书一出版，就受到世界各地出版机构和评论界的追捧，说可以和《追风筝的人》媲美。看后，信然。当今世界文坛并不像我们这样原地踏步，疲惫萎靡，或者男欢女爱、鸡零狗碎。人们都在努力，不断创造出新的作品让我们眼前一亮，深受震撼。中国文坛被人诟病也是活该，这并非妄自菲薄，看看人家这几年推出的作品吧。单是这两年翻译引进的作品，《追风筝的人》《我的名字叫红》，还有这本《偷书贼》，就足以给我们勾勒出当今世界对文化、宗教、历史的主流认识，对普世价值观的精心描绘与颂扬。还有我们来不及引进或者永远看不到的东西呢？差距就是这样形成的。我们如今的灵魂饥渴，也许不亚于战败前的德国在大轰炸时期，那个无书可读的小女孩儿。不是没有书读，而是不知道该读什么有价值的书，值得一读的书。也许读没读到一本好书都不是最重要的，找到与这个文明社会同步的精神价值观，才是我们应该思考并为之去付出的。

    尽管现在已经不是战争年代了，但是我们同样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用什么饲养我们饥渴的灵魂？世界文坛或者说文明社会所推崇的普世价值，我们的作家究竟捕捉到了多少？

    有人说，当今最伟大的写作就是那些身处跨文化地带的作家们。的确，文明和文化的冲突、相融，仍是当今世界文坛表现的主题。我们眼前的世界，不正是处于这样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借鉴与学习、相互宽容与尊重的文化大环境吗？现在作家们的问题是：如何把自己置身于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中，把那些伟大的文化遗产、虔诚的信仰、民族的特性、文明的冲突与相融、爱情的坚贞和凄美，以及鲜活动人的世俗生活，融于一本好看耐读的小说当中，而不是在各种不同的文学会议上去争论。(范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