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帆的散文独具一格。他既重历史疑难的探询，也重现实人心的解析，正如他的笔墨，既有批评家的睿智，又有散文家的自得，这使得他的文字，在历史与现实、理性与感性之间，往往穿梭自如，有着一个学者不多见的优雅和诚实。
我喜欢读南帆的文字。清晰而准确，隐忍而节制，没有怒气，拒绝夸张，不人云亦云，也
不斤斤计较。他写作视阈的宽广，见证的正是他生命的厚度，这一点，在他的散文写作中表现尤为明显。《辛亥年的枪声》作为一本新散文集，不仅关涉他对历史、故土和先贤的追思，也书写日常生活和渺小事物背后的隐秘心事，事的大与小，情的浅与深，映照出的都是南帆那智慧的面影——他不会因为介入重大问题的思索，而忽视对细节的发现；也不会因为流露出对小事的警觉，而遗忘生活背后那条长长的历史阴影。他也犹疑，那是因为真相的消隐，正如他的幽默，往往是为了缓解内心的迷茫。
这个迷茫，常常出现在他面对历史时的那个瞬间。“历史”二字，对多数人来说，是一个大词，是材料、事实和铁证如山的现场，因此，写作历史大散文的人，一般都会显露出一种独断的文化自信。南帆笔下的历史，却闪烁着完全不同的面貌。他承认历史比绯闻更伟大，但并不简单地把历史等同于客观的事实、严密的考证，相比之下，他更关心人与历史的微妙关系，以及在历史的缝隙中依然还活跃着的个人气息。他说，“许多著名的先辈冻结在历史著作之中，庄严肃穆，矜持而古板；只有在传说之中，他们才真正活起来。”因此，即便在诉说正大的历史，南帆也对传说保持着浓厚的热情，比如他在讲述“有些温情的林纾”时，就坦言“没有必要用呆板的考据求证传说”，“传说不是证明细节，而是证明这些先辈没有退出生活。传说也是历史——这是盘旋在人们心中的另一种历史。”
正是对“另一种历史”的持续关注，南帆一系列谈论历史的散文名篇，才向我们敞开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情世界。在《辛亥年的枪声》中，南帆的注意力没有集中在广州起义这一事件的影响和意义上，而是突然对林觉民的内心轨迹有了兴趣。他称林觉民为“乡亲”，这个人，有血有肉，豪气干云，慷慨悲歌，一剑封喉，既是铮铮铁汉，又有一副旷世柔肠——他的《与妻书》写得情意绵绵且正气凛然，比起这颗浩大的悲心，历史反而显得渺小起来。生离死别，轻吟低诉，天井的腊梅，窗外的月影，“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这样的林觉民，使庄重的历史变得生动、真切，带着体温，残存着泪痕，个人开始在历史的裂缝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个声音的出现，其实就是对传统历史描述的补充。
补充就是发现。和历史考证所不同的是，当下的散文写作面对历史时所匮乏的正是发现和理解。一个散文家笔下的历史，如果体积过于庞大，他必然会取一种“去纠正”的写作态度，相反，如果他从一条细小的缝隙进入，就会取“去理解”的平等姿态与历史对话。这样的散文，视角是小的，但由于作者所选择的点可以准确地将自身的力量集中起来，反而有可能通达一个广大的世界。因此，我尊敬那些谦卑地“去理解”历史的人，这表明，他们在历史面前的感觉没有板结，还有强烈的好奇。卡尔·波普尔在《通过知识获得解放》一书中说：“好的历史学家会增强这种好奇心，他会使我们想去理解我们以前所不了解的人们和情境。”好的散文家也是如此。“历史是由无数段落草草地堆砌起来的，没有人事先知道自己会被填塞在哪一个角落。古往今来，多少胸怀大志的人一事无成。如果不是历史凑巧提供一个高度，即使一个人愿意将自己的生命燃成一把火炬，照亮的可能仅仅是鼻子底下的一个极其微小的旮旯”(《辛亥年的枪声》)——这样的历史表述，使历史开始向文学转化，或者说，历史获得了一种文学般的动人面貌。
历史需要的是求证，而文学则允许假设和想象。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林旭，是个青年才俊，素来喜好吟诗作赋，后来听从梁启超的规劝弃诗从政，不幸殉难。说到这里，南帆不禁假设：“如果说，林旭专攻词章之学，哪怕成为游历边塞、出入青楼的浪荡文人，是不是反而有机会尽享天年？”林觉民不负天下，但负了一人，这人就是他的爱妻陈意映。面对他长笑而去的身影，南帆问道：“他挥挥手将陈意映抛在彼岸——他有这个权利吗？”南帆总是通过假设和追问，来表达自己内心的疑难和不安。面对历史时如此，面对现实时，他同样无法打消自己对于很多貌似合理的事物的疑虑。或许正是因为他对一切僵化的观念史失去了信任，他的写作才会有意无意地去留心细节和可能性。当他说到亲人的死时，会联想起“一张床从此空了”(《那一张床空了——悼外婆》)，他发现，“置身于无边的空旷，一个人和一丛草或者一个石块没有什么差别。”(《消失的巷子》)他谈钱，论吃，思考数字和摄影对于现代生活的微妙影响，但他从不抽象地谈论和思考，而是善于在经验的丛林和细节的描写中发现曲折的小径，使读者在会心一笑或若有所思中获得智性的愉悦。
这就够了。如果说理论是对思想问题的重大发言，散文更多的就是打扫生活的细节，清理思想的碎片。南帆的理论文字绵密冷静，动情之处不多，但他的散文，往往会毫无设防地泄露出他的心事和情怀——这是一个学者极为美妙的一面。梁实秋说：“一切的散文都是一种翻译。把我们的脑子里的思想情绪译成语言文字。古人说，言为心声，其实文也是心声。……一个人的人格思想，在散文里绝无隐饰的可能，提起笔来便把作者整个性格纤毫毕现地表示出来。”南帆的散文，大概是称得上“澄清澈底”的，有细节，有情怀，更重要的是，无处不在地洋溢着一种智慧的警觉。这样的话语表情，所翻译出来的是一个现代书生的理智和旷达，它值得读者细细品味。(谢有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