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介绍布克哈特也许不得不借下尼采的光。1869年，25岁的尼采在瑞士巴塞尔大学发表教授就职演讲《论荷马的个性》后，与文化史教授雅各布·布克哈特相识，后者称赞他为“充满灵性的天才”。1872年《悲剧的诞生》出版，布克哈特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说：“但愿您能听到这些话！”1889年，濒临癫狂的尼采给布克哈特寄去一封信，后者当天去见了尼采的另一位好友欧文贝克，请他细心照料朋友，后来欧文贝克将尼采送到了巴塞尔精神病院。

    但尼采的光芒并不会掩盖布克哈特在历史上的地位。就在那封信中，尼采称布克哈特为“我们伟大的、最伟大的导师”。布克哈特对古希腊文化和历史的理解以及他的大文化观在尼采思想中留下深深印记。在《施特劳斯－－表白者与作家》中尼采开篇就抨击那种认为德国统一也代表德国文化胜过法国的谬见，这是他与布克哈特共同持有的对俾斯麦帝国的批判。而《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这篇大肆嘲讽黑格尔的“世界进程”式历史观的著作则是他1868年至1873年听了布克哈特“关于历史学习”的课程后的结晶。这门课程的讲义后来便结集成我们现在看到的《世界历史沉思录》一书。

    这个宏大的名字并不符合布克哈特的初衷，这门课甚至不是为专业历史学者准备的，而是试图提供一种普适的历史教养。布克哈特试图揭示历史中那些永恒的和不朽的因素，从这些因素出发，我们才有可能避免无数囿于自己的时代、地域和民族的洞穴之见。在他所考察的文化、国家、宗教三种历史潜能中文化被置于不可替代的地位，原因正在于他将以艺术为核心的文化视为人类在时间长河中留下的永恒足迹。国家、宗教都有可能消弥，惟有人类文化潮起潮落、生生不息。尤其国家不过是出于权宜之计建立起来的机构，并不具有似黑格尔所说是“地上的神物”那样绝对的意义，国家如若不能为自己的合法性进行辩护就会丧失其存在的理由。

    对布克哈特而言，重视文化并不等于简单的冥顽守旧和民粹主义，反而意味着对国家和宗教进行批判，从而使文化有可能摆脱两者的制约，要求它们为其服务。民主的出现即被他视作文化战胜了国家。民众道德水平的提高也是文化创造的相应结果，而不是国家的任务，国家试图实现道德目标只会适得其反。在文化和国家的关系上更应当消除这样的误解，即以为文化鼎盛必然得益于强国家的保护。

    布克哈特在世时，主张强大国家的兰克学派主宰历史学界，他的学术一直不受青睐，甚至被指责为逃避现实。纳粹时期，对“帝国”的抨击让他的著作出版屡屡碰壁，但战争结束后，《世界历史沉思录》一书立刻洛阳纸贵。二十世纪德国最重要的历史学家梅涅克早年出身兰克学派，经历二战、已届耄耋之年的他最终服膺于布克哈特。二战后西方史学界轻政治、重社会的倾向也深受布克哈特启发。时至今日，这本百多年前问世的著作对当下时代状况而言更显示出历久弥新的洞见。 （杨小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