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5月11日，鲁迅作《导师》一文，后发表在5月15日的《莽原》周刊第四期。据《鲁迅年谱》的写作背景介绍，“当时胡适等人摆出‘导师’的面孔，妄图把青年引上脱离革命、脱离现实斗争的邪路”，鲁迅“针对这种情况指出：‘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文章最后，鲁迅意犹未尽，忍不住向青年大喝一声：“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

    胡适固然不是“鸟导师”，但他确实是有导师癖，也不惮于做青年的导师，还自以为是一种责任。做导师的想法当然不是在北大教授任上，早在美国留学时，他甚至就做好了做导师的准备，这一点，他的日记有案可稽。

    记得1914年的夏天，美国某友人的夫人问胡适对美国传教士的看法，胡适回答说：我以前很反对传教这种举动，因为中国古话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现在觉得传教之举未可厚非。这些教士自信其所信，又以为其所信足以济事淑世，故必欲与世人共之，欲令人人皆信其所信，其用心良可敬也。

    从反对好为人师到未可厚非，原因在于胡适认可对方的出发点是济事淑世。落实到自己的身上，济事淑世又成为胡适在学业和择业上的出发点。胡适是有自知之明的，他知道自己在知识上骛外太甚，失在肤浅，好博而难趋深。好博，和胡适的生性有关，他是个坐不住的人，很难在一个学业方向上“板凳要坐十年冷”。这一点，韦莲司也善意地提醒过他，要他专心致志。胡适自然很感激，第二天还特意去信致谢，检讨自己的“放任自流”。但，在1915年5月28日的日记中胡适也曾这样剖明心迹：“吾生平大过，在于求博而不务精”，其所以如此，“每以为今日祖国事事需人，吾不可不周知博览，以为他日为国人导师之预备。”还是学生，就准备着要做导师了，岂止是好为人师！但揆其本意，亦是济事淑世也。这就不奇怪胡适回国后，为什么会以青年导师自居。当然，在那篇日记中，胡适很快就检讨，说自己“不知此缪想也”。这“缪想”不是指做导师的想法荒谬，而是指自己在一个分工的社会中怎么可能做到“万知而万能”。于是，胡适醒悟到“吾所贡献于社会者，惟在吾所择业耳。吾之天职，吾对于社会之责任，唯在竭吾所能，为吾所能为。”（同上）在这样的意识支配下，胡适痛下决心：“自今而往，当摒绝万事，专治哲学，中西兼治”。（同上）

    胡适下决心攻哲学了吗？然，亦未然。固然，几个月后他就到纽约的哥大去，与杜威学从哲学，并获得了哲学博士的学位。但，就在他读哲学时，他的兴趣又转向文学了，他不知道他那时已经在为几年后的新文学运动打造伏笔，这不难从他与任叔永、杨杏佛、梅觐庄等人的诗歌往还（包括书信）中见出。终其一生，胡适的兴趣是广泛的、博雅的，他始终未能克服自己不能专精的毛病，如果这也算毛病的话。日后，连他自己也打趣地说：哲学是我的职业，历史是我的训练，文学是我的兴趣。可见胡适作为学者，跨学科而不为专业所限，他之作为导师，真可以用上今天我们经常在名片上见到的一个炫耀性的词“博导”。（邵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