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幸运，读书没有读“伤”过
——访《东写西读》作者陆灏
今年44岁的陆灏，曾编辑《万象》杂志多年，史海钩沉，中西求索，在报纸和周刊的薄弱环节，补一些读书人消遣的“甜俗”趣料，其书卷气和对现实的入微体贴至今让人回味；他参与编辑的一套丛书，题目就叫“书趣文丛”，强
调书的趣味，强调好书的“事”、“识”、“情”；他自己撰写《东写西读》一书，收录他近年杂览闲读所写的文史小品，往往是一段掌故，一点趣味，几分才情，几段妙论，仿佛餐后甜点，独具品位和生趣。他不论读书、写书，还是编书、编杂志，都一脉相承地经营着他的个人阅读趣味，体验读书的私秘乐趣，从不旁骛。
与记者说到书，说到阅读，陆灏随和、亲切，滔滔不绝，与起初不愿接受采访时的疏远简直判若两人。他盛赞深圳读书月能一如既往地坚持下来，买书的人多了，读书的人多了，深圳的文化氛围更浓了。他希望深圳的报纸阅读版面能热中求冷，在报道某一本或几本热销书的同时，能推扬一些真正喜欢读书的人，在读者中培养对书的爱好和兴趣，养成读书的习惯。他希望更多的人和他一样享受阅读的乐趣。
读书只求趣味
陆灏说，他特别幸运的是，从小到大没人逼他读书，更没有谁逼他读不喜欢的书，换句话说，他没有读“伤”过。读书是他的自觉自愿，是充满快乐和趣味的过程。小时候，是一个书荒的年代，能读的书很少，好不容易得到一本好书，也得限时限刻读完。他记得有一次家里借到一本当时很难得到的《基督山恩仇记》，他与父母同时看，一个通宵读完，第二天又转到阿姨、舅舅手里。那时，陆灏最爱读的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前者家里藏着一本老版本，后者借“评《水浒》运动”而开禁。后来他读了《西游记》、《说岳全传》、《三侠五义》等古典小说。学校也没有逼着他读什么，他可以按照兴趣读自己喜欢的书。大学学的是新闻，更有时间自由阅读。这个时期他几乎什么书都读，兴趣很广，侧重点则在外国文学和哲学。工作后也没有为写论文、评职称而功利地读书。在他写的《东写西读》后记里，他说：“读书是我的一项爱好，对我来说，除了消遣取乐，读书并没有其他功效，既不为考试，不为研究，也不是为了写书评。”这种追求小趣味、看不到大问题的读书方式，可能在有的人看来，会认为是文人地地道道的浅见薄识，但对陆灏这样读书只求趣味不为功利的人来说，其实就是全部的兴趣所在。尽管如此，陆灏认为为功利读书也没什么不好，毕竟考学、升职、研究，也都是必须的，但这样的读书可能乐趣少些，以前说的“十年寒窗苦”，肯定是指功利性读书，但为消遣而读书，何苦之有？
读书不跟风
记者要陆灏给读者推荐一本2007年度最值得一读的书，这使他非常为难。他说每个人的阅读兴趣不同，他认为最好的未必是读者也认为最好的。陆灏说他读书很随兴，随自己的兴，不跟风，即使所有人都在谈论某一本书，如果他没兴趣，照样不读。陆灏喜欢从别人的著作中寻找书目线索，然后找来读。作家阿城曾写过一本《威尼斯日记》，里面引用了不少《教坊记》里的有趣故事。陆灏因此费了好些功夫，终于找到了《教坊记》，却发现原来书很薄，精彩的故事都被阿城引用，实在是不经读。多年前，陆灏曾发下“宏愿”，要把钱锺书《管锥编》中提及的英文书全部找来读一遍，并为此抄录了一份洋洋大观的目录，虽然他知道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即使读不了，有的书或许也根本找不到，但他说，至少知道了世界上还有过那么多有趣的书，过屠门而大嚼，不也是一种乐趣吗？
陆灏说，他最喜欢钱锺书的书。本来，陆灏只读书不藏书的，但在所买回的书中，钱锺书的《管锥编》，不仅有他熟读过的最早版本，精装本出来后他还是买了，文集出来以后他又买了，不同版本的《管锥编》陆灏就拥有了四种。陆灏说钱锺书聪明、有学问、有见识，读了很多书，并且读书完全是从兴趣出发，再寻找有兴趣的养分。特别使陆灏佩服的是钱锺书甚至能在枯燥的书中读出自己的趣味，能在一笔带过的内容中发现生趣。
“书房成了后缀词”
陆灏对藏书有自己的看法，大体是为读而藏。他最佩服的是钱锺书先生，家里几乎没什么书，学问都装在自己脑子里。最不喜欢的是那些书橱里整整齐齐摆放着漂亮的精装本，看上去一尘不染，却不曾开读的人。他说，清初学者周亮工的父亲，写过一篇《观宅四十吉祥相》，开头两句就是：“案头无淫书，架上无齐整书。”表明藏书、读书体现一个人的品位。
陆灏的藏书很多，只要见到有趣的、好玩的书就买，以致他家里到处都是书。朋友来了，他总会这样介绍，这里是客厅加书房，这里是卧室加书房，这里是书房加书房，这里是卫生间加书房。书房成了后缀词。书多，难免混乱，但有几位作家的书是集中摆放的，如陈寅恪、钱锺书、周作人、黄裳、董桥的书都放在一起，其他还有几个另类书架，一个是侦探小说类，专门摆放各种各样的侦探小说；一个是三国系列，专门摆放《三国志》、《三国演义》以及研究三国的书。其中易中天的《品三国》也在收罗之列。陆灏认为易中天的书比他在“百家讲坛”上讲的要好。易中天虽然没有多少学术创见，论述的人物也有些脱离历史背景，但他把专家如田余庆等研究三国的学术成果演绎得更通俗，推广了学术，贡献不小；还有一个是近代史类，专门摆放近代到民国的文史掌故，却没有一本《中国近代史》，相比于大的历史事件，他更关注掌故细节，自称是“抓小放大”。
（李灿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