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1966年11月21日有致牟润孙先生的一封便函，正文如下：
数月前奉到大著。“乌台”正学兼而有之。甚佩，甚佩！近年失明断腿，不复能听读。敬请以后不必再寄书为感。敬颂教祺
此信由陈夫人唐筼代笔，故信末署名“汤云”，即唐筼的谐音。牟氏1972年曾对此信的背景作过说明：
1966年八
九月间，我寄了一册《魏晋以后崇尚诡辩之由来及其影响》给陈寅恪先生，后来就得到这封信。“乌台”是御史台，借以指史学。正学，正统之学，即经学。北郊为徐君伯郊，谐音也。另外又托人打电话给我，说千万不要再去信，并请转告伯郊不要再寄东西或药品。我才知道寅老在当时的遭遇，后悔莫及，数年来珍重的保存这封信，以为纪念。今日检出重读，百感交集。忏悔之外更有知音难遇之感。
根据《陈寅恪集·书信集》的编者说明，此信最早附见于牟润孙《读〈陈寅恪先生论集〉》一文，原载香港《明报月刊》第七卷第二期（1972年2月号），但《书信集》并未附录原信手迹；牟氏《读〈陈寅恪先生论集〉》以后收入《海遗杂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0），其正文亦未提及陈函。
最近，我在旧书店买到了这一期的《明报月刊》，才得见原信手迹（如图），并由此触发了我对其中隐语的猜测。
牟氏认为，陈氏信中的“乌台”借指史学，“正学”指经学，“‘乌台’正学兼而有之”，即称道他的论文能将史学、经学融汇于一炉。就表面的辞义，这一理解固然可以成立，但仔细玩味原件，我觉得陈氏在表面辞义之下，似另有一层影射；作为当事人，牟氏恐怕并未完全理解陈先生的深意。
按：以“乌台”指史学，以“正学”指经学，未免故作迂曲，陈氏作为史学大家，根本不必玩这种雕虫小技。而最值得留意的，是原件中的“乌台”两字加了引号，“正学”两字加了专名线（《书信集》省略了专名线），若按牟氏的解释，就不合标点符号的规范，显得不伦不类。要知道，如果是以“乌台”表示御史台，则本应加专名线为宜；如果是以“正学”表示正统之学，则又应加引号为宜。现在则正好颠倒，两不相称，何也？
我以为，加引号的“乌台”，疑指苏轼著名的“乌台诗案”；苏轼反对王安石新法，赋诗托讽，被下御史台问罪，此处可借指文字狱。加专名线的“正学”，则当指明初方孝孺，世号正学先生；方孝孺抗燕王朱棣（明成祖）之命，被凌迟处死，并株连十族，此处可借指政治株连。如果这样，则“乌台”加引号、“正学”加专名线，就都显得文从字顺了。
1966年6月6日，“文化大革命”在广州展开，不久陈氏的助手黄萱及3名护士，先后被红卫兵赶走；造反派更破门而入，将大字报贴到陈氏床头，门外、树上更贴满大字报，陈氏的心脏病随即恶化。自此年11月至次年1月，唐筼被迫代陈氏写了6次检查，还要作补充交代（见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可见当时的政治乱象，陈氏耳所亲闻，身所亲历，岂能不痛之惧之呢？而陈氏此函，正写于此年11月间，所谓“乌台”、“正学”兼而有之云云，若指文字狱和政治株连而言，就完全吻合当时的政治形势了。也正因为那样草木皆兵的形势，陈氏才会在信中突兀甚至无礼地请牟氏“以后不必再寄书为感”，显然，那是因为害怕“里通外国”的罪名啊。
所以，“乌台”、“正学”实为一语双关，表面上虽是恭维牟氏的论著，而深层含义则是影射当时的政治恐怖。余英时先生曾将陈氏《再生缘校补后序》称为“答海外读者的一通密电”（《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则陈氏此函，亦可谓“答海外友人的一通密电”也。
又，陈寅恪信函中所见的“密电”，尚不只此。最著名的当数1957年致刘铭恕一函，其中有言：
弟近年仍从事著述，然已捐弃故技，用新方法，新材料，为一游戏试验（明清间诗词，及方志笔记等）。固不同于乾嘉考据之旧规，亦更非太史公冲虚真人之新说。
余英时指出，此处“太史公是司‘马’迁，冲虚真人是‘列’御寇”，实即隐指马列主义，否则，“太史公和冲虚真人都是老古董，怎么忽然变成了‘新说’呢？”（《后世相知或有缘——从〈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谈起》）余说十分敏锐，无可置疑。这样，“乌台”、“正学”的隐语，也不过是“太史公冲虚真人”之续耳。
此外，还可以举钱锺书一例作为参照。钱氏1952年致龙榆生函有云：
孝鲁久无书，近忽来一函，知教俄文，束修甚丰。苏子瞻为当时行货，杜子美、方玄英皆束置高阁矣，一叹。（据张晖《龙榆生先生年谱》引）
所谓“苏子瞻为当时行货，杜子美、方玄英皆束之高阁”，是承上文所说的教俄语一事而言，无非是分别以“苏”子瞻、杜子“美”、方玄“英”指代苏、美、英，皆借古人名字影射今事，恰与陈寅恪的“太史公冲虚真人”用意略同。
不过，在1950年代，陈氏的“太史公冲虚真人”，以及钱氏的“苏子瞻”、“杜子美”、“方玄英”，多少仍带有文人狡狯的游戏意味；而到了“文革”时，陈氏的“乌台”、“正学”，就是纯粹地故作隐晦，以避免文字狱了。
陈氏曾有“晚岁为诗欠砍头”的诗句，但其实，他“欠砍头”又岂仅是诗呢？
（胡文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