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声》讲述了地下工作者老鬼的故事。老鬼破译电报的能力超强，打入了日伪情报组织内部，面临身份暴露的危险时，他机智地与日伪和国民党军统特务周旋，制造种种假象迷惑敌人，使得组织内部陷入混乱，搞不清谁是真正的“老鬼”。但因条件所限，最后关头“老鬼”不得不牺牲生命，设法将情报成功传递出去。

    在中国，麦家的小说可谓独树一帜。从《解密》到《暗算》，再到这部被命名为“《暗算》第二部”的《风声》，麦家坚持书写一种别人难以想象的生活，坚持塑造一种强悍有力、同时具有理想光芒的人格。他在论证这种生活和人格的过程中，所显示出来的绵密的叙事耐心和叙事才华，在这个浮躁的时代都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品质。

    他的小说具有强大的逻辑性和事实感，这也是他改编的电视剧《暗算》能够风靡大江南北的秘密所在。在一个以虚构和编造为主要生产动力的年代，麦家这种以实证精神为叙事基础的写作，为读者的文学想象提供了牢固的边界。他的小说之所以能引人入胜，就在于他有一种实证能力，能把假的写成真的——这其实是一个小说家最重要的禀赋。

    麦家写的是敌特工作，是捕风者（密码破译者）的神秘生活，这种生活，因为一般读者不熟悉，本来具有很大的编造空间，然而，麦家主动放弃一个小说家的虚构自由，而是迫使自己跟着人物和事件的情理逻辑一步一步地往前推进———他笔下的人物和事件都具有强大的自我生长能力，因此，真正推动麦家小说向前发展的，不是作者的写作意图，而是洋溢在人性和事件里的那种深刻的情理。

    通过这种情理逻辑的严密论证，麦家所建构起来的小说宫殿才获得了坚不可摧的真实感。《风声》尤其如此。一个人在险恶、闭抑的环境里，要将生死攸关的情报传送出去，如何掩护自己？如何传送情报？如何转败为胜？如何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如何既坚强如铁又狡猾似蛇？《风声》借由潘教授的讲述、“我”的推理、顾小梦的抗辩、靳老等人的回忆，以及“老鬼”本人潜在的自我陈述，步步为营，小心求证，每一个事实的出现，都可能被另一个事实所推翻，每一种说法的诞生，都可能受到另一种说法的质疑———麦家正是在各种事实和说法的互相驳难中，使人物丰富的内心获得了强有力的塑造。

    这也是我欣赏麦家小说的理由之一：他的小说是有真正的人物的，他笔下的人生是可以站立起来的；他的小说是在为一种有力量的人生、一种雄浑的精神存在作证。

    二十世纪以来，小说多写黑暗、绝望和恶，并且写得惊心动魄，这种来自人性深渊的力量同时也粉碎了作家对世界的信心———他再也无力肯定一种健全、有信念、充满力量的人生了。这些年的中国小说重复了西方文学的这条写作道路，再加上近年消费文化的隐秘介入，平庸人生更是成了大多数小说的主角。很多人都觉察到了，这样的阅读令人意志消沉、精神涣散。《风声》的出现是一个信号。它似乎在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尽管令人悲伤，但仍有获救的希望。一种贵重的人格、一种庄严的人生并非已经死灭，而是仍然活跃于广阔的世界之中，问题在于，作家有没有能力使之站立起来。把凡俗的人生和雄浑的人生对接，把渺小的人物置身于理想的悲歌之中，疲软的小说也会由此获得一种重要的、肯定的力量。《风声》中“老鬼”的成功塑造，就为麦家进行一种肯定性的写作提供了生动的例证。

    在这个价值被一些人颠倒、践踏的时代，展示欲望细节、书写身体经验、玩味一种窃窃私语的人生，早已不再是写作勇气的象征；相反，那些能在废墟中将溃败的人性重新建立起来的写作，才是有灵魂的、值得敬重的写作。一个叫米格的朋友看完电影《色·戒》后说：“身体从来都不是隐私，理想才是。对那些把理想埋在心底，用身体的湮灭去成全理想却不曾有过一句辩白的人，政客和看客不敢直视，无法理解，也不会去宣扬。国人，是常遗忘的。”诚哉斯言。“老鬼”、顾小梦式的人生何尝又不是被国人遗忘的？这样的遗忘，映照出的其实是当下文学中触目惊心的精神残缺：没有希望，绝望是没有力量的；没有光，你写的黑暗可能是假的；没有理想，甚至连幻灭的表达也显得空洞而轻飘。因此，今日的文学，急需向我们展示更多的肯定和确信。

    或许，《风声》和《色·戒》同时受到关注并不是偶然的，它恰恰暗合了中国文艺的精神转型：在文艺中，在现实中，那些滚烫的、坚定的身体战争背后，其实隐藏着一种令人尊敬的痛苦、一种庄严高贵的人生；懂得辨识、体认这种人生的民族，才堪称是一个精神已经成人的民族。因此，我乐意把《风声》看做是一个新的、肯定性的文学起点；而写出了《风声》的麦家，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作家。（谢有顺）

    《风声》（《暗算》第二部）　麦家著　南海出版公司